引言

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石器时代至魏晋南北朝,是玉器由始创至成熟的时期,玉的内容无不与神灵和礼仪有关。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朝,玉摆脱了先前的神秘色彩,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被赋予新的含义。第三阶段为清代,代表古玉器制作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新石器时期玉器

石器时代早期,玉和其他石材一样都被用来制造生产、生活的工具。这是一个玉与石不分的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许多玉制品与玉饰品,证明这时的古人已认识到玉与石完全不同的作用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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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新石器时期玉凿、玉斧、玉锛和匕形器等实用工具,与玉环、玉坠和玉珠等装饰用品。而在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装饰玉器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有玉玦、玉璜、玉镯和玉璧等,这表明玉器从实用工具向装饰制品的转变,体现了古人审美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标志着玉器时代的到来。

公元前3000年前后,玉器工艺终于从石器加工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门类。根据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上留下的制作痕迹,专家们推断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能够旋转的玉器加工工具——砣机。日趋完善的玉器加工技术和专业琢玉工具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原始玉器艺术的发展。

该阶段玉器的产地分布也非常广泛,故宫博物院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认为:“北起内蒙古赤峰市,经过辽南、山东、江苏、浙江,南迄广东曲江,构成了一条弧形玉器带。这里是我国原始社会玉器工艺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崇尚玉器的部落成员琢磨的玉器,足以代表当时玉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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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发现玉器遗存的文化有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东北地区及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石峡文化、卑南文化等。红山文化玉器红山文化分布于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吉林南部的辽河流域一带。距今有5000~6000年的历史,是在同一地区的查海文化和新乐文化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而命名,是新石器时期玉器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红山文化玉器有十多个品类,可以归纳为器具或嵌饰、动物或祭器、佩玩器等三大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即北方民族质朴、浑厚、豪放的品格。当时的人们已熟练掌握玉料的开片、穿孔、琢纹、抛光等四道工序。最独特之处是,用牛筋带动解玉砂磨琢玉器。玉人、玉猪、玉龙、玉鹰等都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

其中玉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于内蒙古三星他拉村遗址出土。玉龙整体形如字母“C”,高26厘米,通体墨绿色,略带黄棕色斑点,龙身无任何纹饰。龙首较短小,龙吻紧闭前伸微翘,龙眼突起呈梭状,玉龙颈背处有一长鬣,长鬣尾端宽大并顺势向外上卷弯曲,内卷的龙体给人以腾飞的动势,增加了视觉上的美感和艺术上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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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体中部有一个小孔,若穿绳悬挂,龙体首尾的底端则正好在同一水平线上,可推断出小孔的位置在加工前是经过精心设计才定位的。玉龙整体雕刻技法娴熟,通体光洁,活灵活现,呈生气勃勃之态,反映出当时高超的玉器雕刻工艺。红山文化的玉龙享有“中华第一龙”美誉,意义非比寻常。

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分布在整个太湖流域,年代约在距今4200~5300年之间。玉器大多光素无纹,少许刻纹,所饰纹手法有单阴线、浅浮雕和镂雕三种,纹饰主要有直线弦纹、云雷纹、鸟纹、神人纹和刻符。

夏商周时期玉器

夏代王器使用尚不管遍,类型单一。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复代玉器多是刀、戈、璋、圭、徽、矛等长且度大的防身工具或武器的形态,器物呈扁平状,大多素面,仅边沿处有少量单阴线纹饰。总体来说说,夏代玉器只是礼仪用具。商周时期是中国玉器艺术的成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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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夏代相比,商代玉器使用范围扩大,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商代早期玉器秉承夏代玉器的特点,数量也较少,造型简单,零星纹饰,如直线纹、兽面纹。主要有兵器和装饰品,如玉璧、玉戈、玉铲、玉凿、玉璋、玉璜、玉蝉等。商代后期是中国古玉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仅河南安阳殷墟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随葬玉器就达700多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制作之精,均令世人瞩目,充分展现了商代玉器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殷商玉器,可分为实用与非实用工具、仪仗器、礼器、佩饰、实用器皿、人神鬼怪器、像生动物器、插嵌用器等8类。前两类走向衰微。

礼器的数量和精美度大都不如良渚文化时期,而唯独璜不仅数量多,且器形和纹饰大有变化。其他五类玉器为殷商时始创。殷商时不仅已首次使用和田玉,而且也首次使用金属铊具琢玉。殷商时期玉器特点较多,简单地说,常用双勾线,以“臣”字纹作为人和动物的眼目,器边缘多切割不规则呈脊牙头状,像生器纹饰写实,龙双角呈酒瓶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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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玉器基本承袭了商代后期的玉器遗风,亦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如器形出现扁平梯形佩,玉面罩及玉剑把。纹饰出现一线一斜的双勾组合,“臣”字形眼角处加饰延长线,纹饰主要以神秘色彩很浓的神灵为题材,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以礼天地各方的玉器礼制化于这一时期得到完备,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玉器发展的繁荣阶段,用玉数量惊人,究其原因,一方面,诸侯争霸带来的社会大动荡使得“礼崩乐坏”,玉器的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名门贵族,而扩大到普通百姓;另一方面,“君子比德于玉”,以玉比德,将玉道德化,提倡佩玉制度化,出现了一系列礼仪用玉。

玉器的功能从装饰到礼仪祭祀,发展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道德观念的载体,扩大了玉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春秋是自商周玉器向战国、汉魏玉器大转变的过渡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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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品类有明显变化,西周时仍有仿工具、武器形的玉器,而在春秋时几乎消失;六器中除璜以外,其他五种相继衰落。春秋时还出现多种前所未有的新器物,如玉带钩、玉剑饰。春秋中期以后,商周双勾线装饰被形小而密、界线不清、头尾交连的“寄生虫”纹所取代。

战国是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划时代的转变时期。此时玉器用料90%均是昆仑山系玉。品种大增,主要有礼器、佩饰、实用器具和葬玉等四大类。新创品种很多,如出廓璧、耳杯、玉灯、玉玺等。数量和形式都有很大进展。最突出的变化是纹饰,如极富装饰美的谷纹、卧蚕纹、蒲纹、云纹、勾连云纹、网纹、绳索纹等成为此期玉器上的主流纹饰。“S”形龙成为玉器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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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装佩饰的组玉佩,以组合搭配多样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玉器艺术的一大特色。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佩挂饰,长48.5厘米,宽8.5厘米。用活环将16节玉饰串在一起,可以折卷、装卸,是战国时期玉饰环节最多、纹饰最繁复的一件。上雕有龙、凤、蛇纹等,以蚕纹、弦纹、云纹、绳纹等为底纹,纹样极为精细,技法上将透雕、浮雕、线刻、活环融为一体。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玉器秦代玉器出土不多。于今西安市秦阿房官遗址发掘出土的琮、璧、圭、璋、璜、琥、蝉、佩等玉器,可能是秦宫廷用玉,应是目前秦代玉器的代表作。汉代,崇玉之风盛行,达到了“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境界。玉制品体现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和品德,成为当时最流行且最华贵的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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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汉代玉器是战国玉器的延续,尤其图案纹饰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而器类造型却有一定变化。在汉代玉器艺术中最为发达的是丧葬用玉。“以孝治天下”是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突出特征,完备的葬王制度在汉代玉器文化中最具特色,汉代甚至设立专门制作丧葬品的机构——东园匠。

汉代人认为玉器具有特殊的功效,它施覆于遗体各部位可以防止尸体腐化,祈求万古长存。!玉衣是皇室贵族死后随葬的玉质殓服,按照死者等级地位不同,使用金缕、银缕、铜缕等编织不同等级的玉衣。

总体上说,汉代玉器的特点是集新石器神秘、商代写实、战国装饰等于一体,意蕴深奥、制作精良,达到完美的境界和空前的水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不断,玉器制作呈现衰落景象,样式基本是汉代的延续。而数量、品种之少,选料、制作之粗也是前所未见。葬玉甚至用绿松石、青金石等替代品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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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王粲创制一套玉佩,只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才能使用,这套玉佩有蝙蝠形、飞碟形、梯形、半圆形玉佩、半壁形玉璜、带穿孔的玉环以及玉珠等,玉佩素面,未经抛光,成为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玉佩式样。

隋唐时期玉器

隋代,虽然时间仅38年,但玉器既有继承亦有发展,在玉器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如双股玉簪、包金片光素玉杯都是新形式、新品种,对后世同类器的发展影响重大。唐代玉器是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唐以前的玉种类多已消失,唯有佩饰和实用器皿两大类兴旺发达。玉佩中突出的新形器是飞天形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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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为佛教诸神之一,常作一仙女或童子形,手中持鲜花或宝珠,身披云带,束腰长裙,赤足,下托祥云,呈飞舞状。佩饰中另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玉带板非常流行,是一种“等贵贱”的礼器,二品以上官员佩用。

主要有方形、半圆形、圆首圭形三式,前两式称玉带板,后一式称铊尾,带饰多人物、花草、龙、狮等纹饰,多以现实为题材,生动逼真。玉制器皿有杯、盘、盒等,全是生活实用品,形式已演变为仿瓜果、鸟禽、花木的自然形态。唐代玉器的艺术风格,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以人物花鸟为新题材的玉器大量出现,生机盎然,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宋辽金元时期玉器

总的来说,这一时段的玉器是对唐代的继承和发展,但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特点有:最突出的变化是圆雕、镂雕和浮雕的增多,尤以多层或立体镂雕最突出;玉器上有意保留玉璞的皮色;沿用唐代表现动物羽翅和毛发的短平行线,在此期线条变长、间隔变宽;器物边缘及动物羽翅边缘常做细密有规律的锯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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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玉带板继续盛行外,玉带钩重又兴起,还新出现玉扣环、玉环等。这一时期随着民间用玉渐多,玉佩饰逐渐出现世俗化倾向,如“连生贵子”、“连年有余”等佩饰;玉嵌饰增多,如帽顶玉饰或炉顶玉饰,兴盛于元代;新出现陈设用品,有的兼作文房用具;童子百戏题材的佩饰或把玩件增多。

实用器具的品种和数量渐多,如盒、碗、盘、杯、洗等,其中又以玉杯最具特色,形制多样,大多有耳柄;纹饰题材极为丰富,生活、自然、传说、神话等几乎都有,反映着特定的意义和伦理道德。由于历史的原因,宋辽金元各王朝前后交错在一起,玉器的时代风格特点相似,区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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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数量上,两宋居首,金元次之,辽代最少;制作水平上,两宋和金最精,辽、元次之。在题材上,两宋着重吉祥含义的题材,而辽金元则喜用怪兽、猛虎、猎鹰、梅花鹿等。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女真族与蒙古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政权,玉雕作品多表现自然界的动植物,风格上有着明显的游牧民族特点。

金、元时期“春水玉”和“秋山玉”就是他们游牧狩猎生活写照的典型代表。以飞鹘擒天鹅图案制作的玉器统称“春水玉”;以山林猎鹿图案所作的玉器统称“秋山玉”。从整体上看,辽代玉器延续了唐代玉器的风格,金、元时期玉器则受宋代玉器影响较大。

明代时期玉器

明代是经历四百余年不同民族政权更替后由汉族建立的政权,因此明代玉器展现出恢复传统文化与变化创新的新格局。如明代再度流行唐代的隐起制玉技术,而宋元最盛行的立体和多层浮雕则相对减少。明代玉器的主要特色是:使用和田玉石料几乎达到100%;抛光莹润,外表多有玻璃质光泽感;常一面饰图案,而另一面不饰图案;玉带板与玉带钩数量大增,玉带板组合块数也由唐宋时的9~16块而增至20块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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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制玉工艺粗糙,琢磨不精,人称“明大粗”。新创新内容:动物类有蟹、玉蟾蜍、玉蝙蝠;神仙类题材有寿星、观音、弥勒、罗汉、八仙以及麒麟等;器具类有执壶、瓶、笔、筷等;文房类有玉笔、玉笔架、玉臂搁等。明代玉器最大的特点是纹饰图案达到无所不包的境界,大多用复合形式出现的纹图内容,都以同音、谐音和借物组合成一定的寓意和典故,“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同时出现诗文配景的文字,多是五言和七言诗,皆用剔地阳文琢草书、行书、篆书。明代的制玉中心,主要在苏州、北京,“良玉虽集京师,而名工首推苏郡”。著名琢玉工匠以明代晚期的陆子冈最突出,他也是玉器史上唯一在所制器物上琢留姓名的工匠,至今仍有作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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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时期玉器

清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时期,使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玉器发展到乾隆时期,品种激增,宫廷用玉成为主体并形成规模和系统,玉器皿批量生产,陈设类玉器大量出现,除宫廷造办处如意馆大批量地制玉,还动用各地力量为宫廷制玉,宫廷用器进入鼎盛期。

在乾隆皇帝的推波助澜下,整个清中期社会盛行用玉藏玉之风。以乾嘉时期宫廷用玉为代表,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种类有册宝、典章、祭祀、陈设、文房、日用、佩饰、供器、收藏、镶嵌、恭进与赏赐等方方面面,名目繁多。清代宫廷玉器的艺术水准明显高于其他时代的原因为:一是大量宫廷画师与顶尖工匠参与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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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乾隆皇帝爱玉如痴如醉,写下与玉有关的诗就多达800余篇,玉器上多刻有御题诗或落有年款,特别是他给所有儿子起的名子都与玉有关;三是多以珍贵材料配以架座或托。

如此,而使玉器品味高雅、精巧绝伦,此为清宫玉器的一大特点。另一现象是大量外国进贡玉器流入,清朝时,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部分中亚地区的玉器被统称为“痕都斯坦”玉器,品种很多,制作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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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点有;一是造型奇特,多星细形、叶形等植物状;二是玉薄如纸,体轻透明;三是装饰图素细存繁密,花叶纹满布器面;四是旅镇工艺精港复系,艳而夺目。乾隆非常喜爱并大量收,还用因覆玉的诗句。道光之后的消晚期玉部,造型雅工励便,溢施齿祥图素,一味粉饰大平,还解下首呈明显衰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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