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陈祖雄：从玉雕艺术中再见古秦汉中华玉网

《秦风汉韵》，橱窗内的固定位置上再明显不过的题名。出自玉雕艺术家陈祖雄之手的作品，打破了毫无来由的空想主义，也并非任何一样横空出世的象征。它由对两段莫久难忘的历史的寻觅中恢宏诞生，那些利用经久不褪的天然玉料皮色设计雕刻出的图案，透过实实在在的质感，凝聚的是模糊却又生动的沧桑故事。

有时候，一件展示岁月风霜的艺术品的价值，很可能就在于我们能够通过它对那些久远的年代一窥究竟。

《秦风汉韵》，橱窗内的固定位置上再明显不过的题名。这件出自玉雕艺术家陈祖雄之手的作品，打破了毫无来由的空想主义，也并非任何一样横空出世的象征。它由对两段莫久难忘的历史的寻觅中恢宏诞生，那些利用经久不褪的天然玉料皮色设计雕刻出的图案，透过实实在在的质感，凝聚的是模糊却又生动的沧桑故事。

艺术创作这条路，从低调中蓬勃兴起，更多的是在分享思想。而分享，对于个体所施加的影响正隐性而细微地发生着。

这件作品分为两个部分，但二者却又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简单雕刻的秦代兵将服饰，是一种作为防护装具的铠甲，前胸后背均缀上很坚硬的甲片。铠甲在秦代通常用皮革制成，而后绘上图案。作者在设计这件作品时选择了最朴素的风格，只采用了白色的和田玉作为主原料。缘于玉料本身所带有的皮色，作者为生有黄色玉料的一端做了细微周到的设计，将其制作成甲衣的领口，别有风味。甲衣的形状也略显特别，前胸下摆呈平直形，后背下摆呈尖角形。甲衣仿佛无声的语言，穿过沙场的一刹那，传达着头衔、责任、荣耀和功绩的千差万别，顷刻，便令人肃然起劲，感受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雄浑气魄。其精美程度和历史底蕴由此可见一斑。

作品的另一部分着重体现了汉代的富庶与强盛。这件玉器的上部是镂空雕刻的虎相，而下部则是一块汉代圆玉。整件玉器在原料的选用上按照汉代一贯的作风，在玉料自身的沁色上做文章。在这里，作者以上等的乳白色的和田玉作底面，利用玉料表面的红皮沁色差别以及材料表层的落差进行设计雕刻，宝玉的天然性得以很好的诠释，同时也更加突出了玉的质感，柔润细腻的程度。技术方面，作品采用了圆雕、高浮雕及透雕，而纹饰方面则设计制作成写实主义的镂孔花纹，对玉器梢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非常普遍，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人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这两块玉器恰好如此。表面的细刻线纹处理得非常流畅，玉器的表面抛光技术也很高明。作品的这一部分彰显了汉代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一面。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时代。在学术与文艺方面上承先秦，对不同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并开时代之新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因而，汉代是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兼继往开来的时代。虽然在国家版图、行政区划、官制、爵制，及书体、度量衡、交通网、长城线等方面，秦代均已奠定了大致的规模。惜人心皆背，秦代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仿佛只是历时四百余年的汉代的序幕。同样是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汉代则遵循黄老之术，休养生息。我们所熟悉的“重农抑商”、“耕者有其田”等等中国传统，最终定型就是在汉朝。而笔墨纸砚的书写方式也随着汉代造纸术的发明，而变成中国所特有。若以哲学为例，秦皇朝崇尚法家，汉初尊奉黄老之学的道家思想，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这些哲学思想派别的渊源都来自先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琅琊台的始皇记功石刻上这样写道。汉武帝则将这份已经颇为宏大的疆土亦加扩张，北上击败匈奴，掌控天山南北，南下的势力范围则可达朝鲜、越南、缅甸。汉武帝的征战，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线，为后来建立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东汉初年，楼兰古国已经有了汉地织造的“长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显出横向的云雷纹，中填虎、龙、辟邪等瑞兽，间织小篆“长寿明光”吉祥语），而楼兰正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诸多的历史都向世人证明了，秦汉两朝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是一部史诗中互相关联的两篇，是古代中国之最具有开创性的、改变了国家命运、塑造了民族性格的伟大时代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汉奠定了后来中国文明的基调。

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的产物，反映的是特定时代的观念意识，文明上的孰兴孰衰以及风貌特征均由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大环境所造就，玉器艺术也不例外。作者精心设计制作这样一件艺术品，将秦汉两代纠结到一起，来了一次空前的邂逅。这样的一次因缘际会，将伟大的时光再现。所谓缘智攀知人，这两件玉器的创作给予了我们一次重温历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