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玉雕”代表性传承人。
1970年 出生于扬州。
1990年 进入扬州玉器厂学习玉雕创作,师从其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永骏。
2002年 白玉山子雕作品《潮音洞》获首届『天工奖』金奖。
2006年 任工艺美术师,作品黄玉山子雕《千里走单骑》获『百花玉缘杯』银奖,《采莲图》荣获铜奖。
2008年 白玉山子雕《放鹤图》获『百花玉缘杯』金奖。
2009年 白玉山子雕《满堂和气》获『百花玉缘杯』银奖。被授予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现担任扬州顾永骏玉雕工作室首席设计师,擅长玉雕人物、山子雕的创作。
2010年 作品《出水芙蓉》获中国玉(石)器百花奖金奖,作品《夜读春秋》获中国玉(石)器百花奖银奖。
2011年 作品《花仙子》获“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金奖,《寿酒》获“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优秀奖。
2012年 创办“云石斋”玉雕工作室。
2013年 由中国珠宝首饰行业协会授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荣誉称号,作品《戏鹦鹉》获“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金奖。
2014年 获“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玉雕代表性传承人”称号,作品《吹箫引凤》获第六届中国上海玉石雕刻“玉龙奖”金奖。
2015年 作品《举杯邀明月》获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百花奖”金奖,作品《醉香》获第七届中国上海玉石雕刻“玉龙奖”银奖。
2016年 翡翠作品《仙舟琴韵》获“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金奖,并入选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传统意义上的行业世家,应是世世代代相承之家族。但清末民初之后,内忧外患,经济蹉跎,中国许多个好玩意儿、老手艺,均现凋零。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整个传统行业才陆续断点续传,至今不过三十余载。因而如今若论起行业的世家,继之三代便已稀奇。扬州顾家,民国名士、画家顾伯逵,当今玉界前辈、山子雕圣手顾永骏,及现下扬州玉雕少壮之表率顾铭,祖孙三代,美学相继,已是当代玉雕行业中极稀罕的门第了。
既蒙祖荫,顾铭无论绘画抑或治玉,自然有祖风——文人气少不了。如此气质与玉雕结合,便成就出一种君子之风。何谓君子?《论语》有云:君子成人之美。成人便难免谦己,需收敛起自我之表达,而彰他人他物之风采。然君子者,不惟有舍己之德,尚需具成人之能。顾铭之玉雕之所以为君子玉,便如是。
连年有余
譬如白玉牌《连年有余》。一块形状规整的籽料,被剖出莹润温软的白肉后,倘若一边惜玉,不忍下刀,一边又必须有所刻画,君子雕玉,会何去何从?
以祖辈之美学打底,而玉雕上的知行,却仰赖父亲顾永骏大师的启蒙、调教,因而顾铭雕玉的功底便追随其父,于玉雕之大成——山子雕——的历练中,渐渐磨砺得完备之技法,花、草、虫、鱼无一不会,圆、深、浅、镂无所不精。于是顾铭便一壁留白,一壁留皮,仅于顶部深深浮雕双鱼,鱼尾弯盘于水,鱼嘴互抵衔环,体态圆润,一缕水草,顺沿顶部柔斜而下,贴于白肉一面。整玉似牌似印,纹饰似有似无,主体刻画刀法简练,颇得古风。
象德亿载
白玉牌《象德亿载》,亦同此理。然而将玉头之双鱼换为双象后,整块玉牌之寓意,也为之一变。较之龙、凤、饕餮、貔貅、猫、猴、蝠、鱼等等传统题材偏爱之选,大象,若非佛教题材,其实并非传统玉雕中惯常表现之对象。而以顾铭所雕之象来看,象牙各具其二而非六,足可证明此象非佛教中之白象,而属中国传统文化中表寓吉祥之物。
其实于中国古早时期,象有其非常物能及之能事——其不如龙凤等物传说缥缈,亦比普通动物更为硕大猛实,而况大象食素,其性情易驯服,因而不但可以驯养家用,尚可用于作战。《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乃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可见早在商代,便可服象,而商人亦以象为吉祥物,不少青铜象尊,便为佐证。而顾铭于白肉一壁,行刻唐代《乐府诗》中“象德亿载,贻庆汤孙”之句,所讲正是商汤以象为德,荫蔽子孙后世之意。既与子孙有关,那么对象对象,顶头的那对象,亦是应景之吉瑞。
福寿如意
既受祖荫泽被,顾铭的玉雕中,故常显露出山子雕的功底来。摆件儿《福寿如意》,便是以上等的和田白玉籽料,圆、深、浅、镂技法并用,精雕三童子,手持如意,摘取仙桃。其婴戏之风,不似宋代,身小而貌壮,年少而老成;亦不像明朝国力衰退时,童子瘦骨嶙峋。而是孩童体态圆实活泼,憨态可掬,大有盛世之风。而整个玉雕摆设一处,正似山子中一小景。
指日高升
婴戏图,以孩童嬉戏为画,自古以来便因画面有趣、寓意吉祥,而形式多种多样。于唐代之后,亦渐次见于瓷器之上,明清时更是达到鼎盛。这种天真烂漫、寓意多子多孙、福寿满堂的传统题材,似乎很受顾铭喜爱,曾以多种样貌出现在作品当中。其与杨光合作的白玉瓶《指日高升》,便是将瓷瓶上之婴戏转为玉瓶婴戏,将平绘的童子以深浮雕来表现,孩童嬉闹指日,既富生趣,又出人意表。
鸿运当头
或许源于人类对于天地日月的崇拜传统,亦或许只是喜爱温暖与光明的方向,无论如何,顾铭在其作品中,对于太阳的偏爱,是比较显明的。而基于此偏爱,“指日高升”这种传统题材,就一再变幻身法,出现于他的其他作品中。在留皮雕刻的白玉把件儿《鸿运当头》中,当初于白玉瓶上嬉戏的童子们,此刻摇身一变,成了一位以地为床、以天为盖、以炉焚香、满怀抱负、指日待功成的文士。
倘若孩童指日,昭示未来,那么文士指日,则着眼于当下。民间文化、仕族文化、皇权文化,中国传统三大文化之中,仕族文化素来肩负承上启下之功能——既可谏言于皇权,又可教化于民间,是疏通天听与民意最重要、最通畅、亦最广博之渠道。文人出仕便为官,官家卸任着布衣,亦便还原本来面貌,复为一介书生。
最典型之例证,便如孔丘孔仲尼。满腹经纶,游走诸国,上可居庙堂,而走出政治生涯之后,专事编纂,致力于教,一介布衣,却终成至圣先师。因而文士指日的图景,实与《鸿运当头》之寓意,最堪匹配——怀才多载、蓄势待发之下,突现艳阳,可不就是当下便要腾达之吉兆吗?而其高升之寓意,亦已从旧朝升官之一途,扩展开来,转至今日社会地位之跃进,及人生境界之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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