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

其实,在中国文字尚未出现的几千年之前,或者再早很久,已经出现了玉雕制品。中国玉雕的伟大就在于它寄托着中国原始部落生存的先民们当时除了用石、玉制作生存,狩猎,农耕制作的工具外,还制作了表示部落印记的图腾符号的玉制品。所以,中国的文化应当分成二个部分来阐述:前一个部分是原始先民在愚昧阶段,尚无文字记载的年代里,以唱歌、跳舞、占卜这些用以精神信仰和寄托的行为,来传递文化和表述自身的对于鬼神的敬畏、崇尚,以至赖以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念;第二部分是当历史进入到有文字出现的时期,首先文化的符号文字的使命便有效地担当起来了。用于记年、表达、传递人们思想、生活,乃至工艺品,尤其是玉雕制品,可以直接用文字去参与人们之间的交流,以致于更大功能的表达都可明确无误了。

文字是文化最直接表达的工具。但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先民们崇尚敬畏的鬼神文化,如神话传说中国的三皇五帝,尧舜,盘古,伏羲女娲兄妹生殖祖先,黄帝炎帝,后羿射十日等故事,仍在承载着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文化。这些神话传说在当代玉雕作品中经常出现,尽管这些神话文化的开始阶段可能没有文字出现,但神话文化的精神还继续在以各种玉雕作品之技法在传承着。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剔除这段没有文字的记载,而仅靠先民用语言一代代去传承的。包括玉雕做作品在传承这些神话文化起到的不朽功能,正是玉雕伟大的地方。

但中国文化思想的顶峰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武子等诸子百家,一个群星耀灿的大思想大文化时代出现在世界的东方。那么这个文化思想的高度是什么呢?它的出现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凸现在世人面前。

老子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单独的“道”是无概念可表达的,只有当“道”交感于具体的“器”时,才有可能阐述该“器”被“道”所感应出的效应,以反衬出“道”之实存。在现代生活中,冰箱这件电器,如果没有电这个“道”的作用,将是一堆废铁。同样玉雕作品这件’器’如果没被应该承载之“道”所感应,那么这件玉雕作品就是一件没有生命迹象的石头了。

中篇:文化与玉器文化之关系

我在长期的玉雕实践中,逐渐用作品去印证老子关于“道”在作品中的根本和唯一性,是指导玉雕作品得以以最高理念、最高的文化和思想、最高的艺术效果完成的关键。因为我在长期实践的渐悟里终于顿悟到以老学的哲辩思维,去印证一件玉雕作品的原创、设计、制作时,感到“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阴一阳谓之道”、“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这些学说才是玉雕创作设计的成功之“道”。这种效果不仅是反映在艺术上的,更是反映在文化层面上的,以至最高端的层面是这件作品有了思想。

我认为这是承载了“道”之后,作品的结果就是不一般。老学的内涵使作品更富含了小小的一件玉雕竟然能与宇宙生存这么一个浩瀚的哲理对接,这样的对接便使得当代玉雕作品已摆脱了传统玉雕中的不足之处,进而与时空接轨,与时俱进。再超前意识一点,即我经常在创作玉雕作品前输入脑子的一个理念:领先一步。这个理念在长期的书法创作中经常用到。书法理论上有句话叫“意在笔先,笔尽意存。”即在写字之前已预先有了如何让写好这幅字的意念存在于心中,再挥笔书写应写的内容后,这样出来的作品便会回味无穷。

在各历史时代的发展中,每个朝代都以什么文化来阐述其文化与玉器,抑或玉器文化之关系呢?

远在距今6万年的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用水晶打造的旧石器,还有以玛瑙、玉髓、透闪石、蛇纹石制的工具。

在距今8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已有玉器工具出现,现代科技用碳十四检测出红山文化地区出土的一对玉玦的年龄为八千年。故说中国玉雕的历史为八千年。由于原始人感到自己的生存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又无力解释,而产生敬仰、畏惧进而产生崇拜,认为成败得失皆得之于大自然的恩赐或惩罚。

在距今6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地处内蒙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出土的中华第一龙“玉龙”及“玉鹰”。

而中国文字的雏形最早出现在距今6千多年的陕西半坡,姜寨一带的仰韶文化是带有文字性质的抽象刻划符号,有50多种。距今6千年左右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的文字符号,从中可以看到象“日、月、山”的象形文字。

西周铸青铜器作为“殷鉴”的原由之一,认为殷商亡国是酗酒之祸。相传殷纣王“酒池肉林”,极尽奢华。故周青铜器主要作为礼器,以戒“殷鉴不远”。西周中晚期用玉制覆盖死者面及握玉、踏玉、趾夹玉、棺饰等。长沙马王推也曾挖掘出“金缕玉衣”。

在周武王灭商纣王后的西周到春秋战国的8百年间,在孔子的儒学中提倡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即恢复周礼,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皆非正义的战争,叫“春秋无义战”。亟需恢复周礼,去教化诸侯各国。周朝崛起在西北,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之间,以嫡长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已确立,王朝最高的统治者被奉为“天子”,是天下共主。周人崇尚礼乐,制礼作乐为王朝文化的中心,区别尊卑贵贱之功能。

现在我们把玉雕归为工艺美术范畴。而在中国历史中,工艺美术的出现远在文字诞生之前。原始人类为生存而用石、玉制作狩猎、农耕的工具,以满足物质生活之需。再由蛮荒进入文明,渐渐有了更高层面的精神生活享受的需求,即有了从制作石锛、玉钺,渐到制作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玉璧和玉琮。或用于衣饰的玉佩及生活用品、礼器等。

我们之所以称为“汉人”,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我们的历史进入两汉时期。汉的文字继承了秦统一全国文字的小篆,汉朝的隶书是将篆书向隶书的转变,使文字书写动作更加连贯,速度更加快捷,突出了书写的“时序性”。我们称为“汉人”还因为汉服和汉语这些文化元素。

“汉兴有草书”,汉朝文字学家许慎是第一位将草书当作一种书体的文字学家。草书在《书谱》中述道:“草贵流而畅”,是指写草书应做到不但其书写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刚柔、枯湿的变化,而且要像气血在人体中健康的写照“畅快地流动”。

汉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出现了“作者鼎沸”的盛况。他们以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王充、张衡、杨雄、刘向、刘歆、班彪、班固、傅毅、蔡邕、蔡琰等人物代表组成。

织绣印染、青铜器、玉雕等工艺美术亦是汉国力强盛的一个标志。尤其是汉代玉器,将战国的玉器成就推向辉煌。

对玉,古人重“德”高于“符”,这里“德”指质地或质量,“符”指颜色。而到东汉,人们已“德”、“符”并重,甚至重“符”胜于重“德”。和田玉最被看重,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玉高足杯则显示了秦宫玉器的风采。

两汉的礼仪用玉仅壁圭仍在使用,琮、璋已极少使用,而璜、琥则转为佩饰。东汉时,吉祥词语也时时出现,如“益寿”、“长乐”、“宜子孙”。

在商代甲骨文出现后,中国的文化则直接由文字内容来表达了。随着各朝代的更替和文化发展,中国的文化元素越趋宽泛和多元。尤随着周朝的诗、书、礼、乐的盛行,《诗经》出现了。它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黄河流域。《诗经》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说为主的发展方向。

而在甲骨文出现前,早期文学的重要领域是神话。神话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它是原始人类的综合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等。故神话思维称为“诗性思维”,历代的玉雕也多有反映神话故事的,象“盘古开天地”、“大禹治水”、“嫦娥奔月”等。但当代玉雕的神话题材的表现技巧则更臻前卫,艺术手法也更完美。

春秋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他们是:

老子《道德经》道家文化;

孔子《论语》儒家文化;

孟轲《孟子》儒家文化;

墨翟《墨子》宣扬“兼爱”“非攻”;

庄周《庄子》道家文化;

荀况《荀子》儒家文化;

韩非《韩非子》法家文化;

孙武《孙子兵法》军事文化。

春秋时期出现的文化思想这个高峰是中国历代到目前为止都无法超越的文化巅峰,是中国在世界上引以为自豪的当之无愧的一个骄傲。当代玉雕也用各种形式的玉雕来反映这个巅峰时期的各种文化以至先哲们的思想。这是用最完美的材质和艺术手法来传承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精神的形式。

先秦历史著作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的《尚书》,除了假托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汇编。战国初期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的史官记录。《战国策》是反映策士思想的著作。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量。

《春秋》经孔子修订、整理,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儒家经典。《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传》相当系统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还有《国语》、《战国策》。

在后代文人受《庄子》影响的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

《楚辞》是以屈原和宋玉为代表人物的江汉地区的文学。屈原以他巨大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宋玉著《九辩》与屈原并称“屈宋”,为后人尊崇。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一座伟大的丰碑。西汉《乐府》最初指主管音乐的官府,但实际上《乐府》民歌为民间的创作,代表作《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张衡不仅创作了浑天仪,而且又是一位大文学家。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移都许昌,改称“建安”。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及曹植的《洛神赋》,至今都是书画、玉雕表现的优秀题材。以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叫“建安文学”。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亦是当代玉雕时常创作的话题。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散文确立了其田园诗人的“自然”哲学,其观点以老庄为核心,调和道、儒文化。

王羲之的《兰亭序》以人类的普遍现象发论,放眼高远,不失超逸潇洒。

刘勰(约465——532),著《文心雕龙》。他是南北朝梁代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信仰孔子儒学,此文以儒教为主,偶有佛教语词。

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后代诗歌的发展打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故唐代诗歌通过此时期诗歌的扬弃、发展而推陈出新,达到新的高峰。以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为初唐四杰的盛唐文化拉开了序幕。以陈子昂、李白、杜甫、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王昌龄、李颀、高适、岑参、孟郊、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李贺等耀灿群星将中国诗歌最高峰推出在世人面前。

以苏轼、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大词家将中国词的高峰推出,使宋成为词之巅峰之朝代。朱熹以其卓著的文论成为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之人。朱熹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苏轼的“千里共婵娟”亦是当代玉雕经常制作的题材。

中国文学在宋以后的元代是曲杂剧为代表的,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以及散曲、诗文、南戏等文化。尤以王实甫的《西厢记》为历代戏剧及书画和当代玉雕表现的题材。《三国志》作者罗贯中应是元末至正年间人氏(1364年)。

明代的《西游记》是吴承恩的杰作,包括其他作品,如《封神演义》、《金瓶梅》、《醒世姻缘转》等。以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兄弟的公安派高举“独抒性灵”的大旗。其学说似南北朝庚信的“含吐性灵,抑扬词气”,“率心而为,无所忌惮”,后亦有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文学。徐渭、李贽亦是晚期著名文学家。唐、祝、文、周、徐渭等书画名家亦是明文化在中国书画史上的代表人物。施耐庵的《水浒传》、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亦是当代玉雕的热衷题材。孙尚德《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传》,尤以曹雪芹的《红楼梦》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首而达到至尊地位,不仅以其艺术上的精致完美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而且以其深刻的人生悲剧打动了世人之心。王明阳以内心强大,“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心学为明文学特有的思想。

清后期的《海上花列传》似乎已始将上海这二字的称呼颠倒过来读了。无怪乎近现代文人在署“上海”时往往会反过来署“海上”,这可能亦是清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元素之一瞥吧。

明代的嘉万时期,江苏太仓出了一个玉牌的制作高手陆子冈,制玉享有盛名。他的“子冈牌”对近现代的玉牌创作影响之大,成为以后玉牌之鼻祖。

到清康乾盛世,尤其是清乾隆年出现了玉雕的高峰,出现了被称为“乾隆工”的玉雕,乾隆命令玉器仿古,还有匡正时弊的苦心。扬州、苏州是清代玉器的重要产地,市场上出现玲珑剔透的玉器,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乾隆帝十分不满。乾隆五十七年(1794年),他下旨给盐政和苏州织造,严禁雕镂这种玉器。道理是,容器一经镂空便无用处,使玉质之美荡然无存。故他对玉器制作格外关心,不仅谕旨不断,重要器物还常要在制作中多次呈览,于是玉工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手法,还时有创新,碾琢技艺精湛之极。不仅仿古、时作均极为精美。其次,乾隆帝歌颂玉的诗赋在历代帝皇中属于写的最多的一位。

我很有幸,在2004年创作了中国玉雕界第一件翡翠微雕作品《千手千眼观音》。这件作品使翡翠雕刻进入一个新领域。

元明清文学的发展趋势使得近代向新文学的推进更是显著。李贽和龚自珍这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前后呼应,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三立、苏曼殊等一带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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