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疆玉雕第三代的代表性传承人，樊军民身上具有一种时代所赋予的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他曾受教于新疆及上海两地若干位“大师级”人物，兼收并蓄之余，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认为前辈们一生孜孜以求的绝妙工艺并非玉雕成败的首要因素；玉雕之美在于简单，而思想的深度则是玉雕能走得更远、更高的关键性所在……
“学无常师”得以兼收并蓄
樊军民最早的梦想是当画家。可是在1988年，机缘之下，他却进入玉雕厂成了一名玉雕设计师。或许是仍旧沉浸在画家梦中不愿醒来，樊军民交出的设计稿让车间里的师傅们大皱眉头：“不实用，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多了，樊军民觉得备受打击，也颇感不服：“我要自己学玉雕，证明你们是错的。”
樊军民的第一位师傅是当时在新疆玉雕厂任技术厂长的赵敏。他记得师傅给他上的第一堂课，核心就是八个字，玉雕首先要做到的是“因材施艺，挖脏去绺”。也就是说做玉雕不能理念先行，不能指望石头去主动配合你。因为“憋着一口气”，又因为学过绘画，造型能力颇强，樊军民的玉雕水平进步很快。但渐渐地，樊军民也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情绪”确有不成熟的地方：“回头去看，发现最初的设计稿确实不适合做玉雕。”
樊军民跟随的名师无数。除了启蒙老师赵敏之外，他还曾经向马学武、郭海军大师请教过北派宫廷炉瓶的制作，向李济升大师请教动物把件的制作，更曾“贸贸然”闯到新疆玉雕的“宗师级”人物马进贵的家中。“马爷”无私地将自己年轻时手绘的瑞兽、虫草类玉雕设计样借与这个“极其勤奋”又“悟性很高”的年轻人，供他彻夜临摹。樊军民后来还曾前往上海进行系统的学习及深造，有幸在海派玉雕名家倪伟滨的玉雕厂参观学习，更曾得到海派玉雕名家吴德升、张影帆的亲自点拨，对于中国传统玉雕的古老技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从这段经历中，樊军民自觉获益匪浅。“如果我一路跟定一个大师，也许他的观点和风格会强烈地影响到我。但因为我‘学无常师’，所以发现大师们虽然各有各精彩，但其风格和观点也有矛盾之处。这就使得我在学习了全面的技法手段的基础上，养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分析哪些观点是对的，哪些又是有局限的。这跟学习书法的时候需要‘临百家帖’是一个道理，进得去，也得出得来。”
玉雕的含蓄之美最有力量
“兼收并蓄”的学习经历也延续到了樊军民的创作风格中，器皿、牌子、人物、动物……樊军民的作品类别跨度很大。“我相信角度越多，空间就越大，就像搭帐篷一样，几个角度支撑起来，才可以获得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度。我不要一个方向走到头。”
樊军民说，在55岁前，他不追求所谓的“个人风格”，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件积累到一定阶段会水到渠成的事情，刻意去追求反而显得无趣。尽管如此，纵观他的作品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一种风格性的东西已经开始显露，那就是简洁和抽象之美。
樊军民认为，和其他种类的雕刻艺术相比，玉雕最大的优势就是玉石本身的美，所以玉雕首先要做到的是最大限度地展现和田玉的自然风采。而过于繁复的图案，对玉石本身的魅力是一种折损。一味追求技术难度，并不是玉雕的高境界。
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樊军民也认为简洁自有超越繁琐的万钧之力。“比如我最近做了一个关于成吉思汗的牌子叫《天骄》。如果早几年，我一定会着力在刻画细节上，不仅是面部表情，最好还做个盔甲。但现在，我一点细工不要，就要大的造型：前景的成吉思汗双目低垂，重点刻画一个手架在腿上的姿态，后景的袍子营造一个昂扬的氛围。这样就够了。玉雕的含蓄之美是最有力量的，如若我极尽细工之能事，刻画一个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形象，将这种含蓄的力量完全释放出来，作品反而缺少了震慑力。”
樊军民表示，搞玉雕创作，拼到最后，比的不是谁的手上功夫最厉害，也不是谁的造型能力最佳，而比的是谁有思想。“思想有多高，艺术的空间就有多大。只纠结于工艺本身，玉雕的道路只能越走越窄。”
樊军民说，这几年，他与玉雕圈外的一些当代艺术家交流得比较多。这些艺术家给樊军民最大的启发就是：应该强调玉雕的思想性，弱化它的工艺性。樊军民也深知这样做的风险，但同时也确信这样做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意义。
“我想让大家看到，当代艺术的世界也有我们玉雕的一席之地。”
对话樊军民
将玉雕从“技”向“道”的层面提升
广州日报：您为何认为工艺是次要的，玉雕最重要的是要展示材质本身的美感？
樊军民：玉雕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工艺，一块玉石，大自然已经雕刻过了，有不同的形状、质地、皮色，也有许多不完美的毛病。玉雕师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去掉，让它变得完美。而老天爷雕琢过的美好部分，你得保留下来。所以做玉雕之前，必须深入地认识材料，也就是所谓的“相玉”、“问玉”，盲目地、急切地表现自己的“鬼斧神工”是不足取的。
咱们国家，玉雕的最高境界出现在清朝乾隆时期。乾隆对玉的许多认识流传至今，比如“好玉不雕”、“无绺不做花”。但后来经过长时期战乱，这个高级的玉雕传统没有被传承下来。上世纪70年代刚刚恢复百花奖的时候，玉雕完全成了表现技艺。本来很好的玉石，非得掏空了来雕，把很多好东西给糟蹋了。
如果说玉雕是一种文化，那它是依托于玉文化这个更宏大的背景而存在的，所以玉雕的目的应是弥补材质本身的不完美。
另外要强调的是，玉雕不应盲目学习其他复杂工艺。比如寿山石雕，雕刻起来特别复杂，但那是因为寿山石本身的材质很柔软，刀子在它上面刻得动。玉材则不同，做细是玉雕的短板，咱不能拿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优势比。玉雕的优势就是石头本身的美，是其他石头没法比的。那我们就用最精炼、概括的语言去表现玉质的美就可以了。一件作品能把玉质的美表现出来，那就成功一半了。
广州日报：精湛的工艺本身难道不是表现玉石之美的一条重要途径吗？
樊军民：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形而下为器，形而上为道”。什么叫做“器”？朱熹在《论语集注》里的解释是“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我们过去太强调这个形而下的“器”——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境界比较低，做好了顶多是个专家型的工匠而已，而且往前走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反，“道”是思想，它的空间是无限大的。技巧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有“归零”的勇气，到思想的空间去寻找拓展的可能。
包括玉雕在内的很多工艺美术行业，长期以来被主流的艺术边缘化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停留在“技”的层面上，在技艺上比拼。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去改变和突破这个状况。在思想和观念上产生更多附加值。
广州日报：我觉得您给自己的定位并不仅仅是一个“玉雕大师”，而是一个艺术家。
樊军民：我们这个行业，现在的市场非常好，挣钱很容易。但大家追求的价值在哪里？是在技艺和材质上。红皮白肉的好料挣钱、讨巧的技艺挣钱……而当代艺术是靠观念挣钱，材质和工艺固然重要，思想更重要——这正是我现在选择要走的道路，不再继续纠结于在材料、技巧上产生价值，而是致力于在思想和观念上产生更多的附加值。
广州日报：如果玉雕主要是以思想和观念取胜，那是不是材质就不重要了？
樊军民：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在行业里不一定被认同：和田玉就是一种漂亮的石头而已。和其他那些漂亮的石头，如南红、金丝玉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因为文化介入得比较早，成就了和田玉更高的文化附加值。
我在材料的选择上并不限于和田玉，任何的石头，只要有特点，我都愿意尝试。当我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当我的观念被更大程度认可，大家忽略掉我所使用的材料本身是什么，认为我的作品因为观念本身而具有至高的价值，那时才是真正的成功。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玉雕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樊军民：玉雕是玉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中华玉文化博大精深，所以传统是重要的，当代玉雕要建立跟传统的关联。把当代雕塑的一些理念照搬到玉雕当中是不合适的，一些太过于抽象或是缺少内容的设计也不适合玉雕。
但艺术也必须要有时代性。一千五百年前的《考工记》就说，“天有时，地有器，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中，“天有时，地有器”说的就是“时空”概念。优秀的工艺作品一定要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在21世纪还在不停地做“马上封侯”、做弥勒佛、玉观音这些东西。当代玉雕工匠一定要有创造性，即便会有失败的风险，其价值和意义也远超过不断重复做一个弥勒佛。
大家简介
樊军民，1991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实用工艺美术设计专业，中国玉雕大师，新疆职业大学宝玉石专业学科带头人，被新疆工艺美术协会、新疆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和新疆珠宝商会共同认定为“新疆玉雕第三代传承人”。其作品多次在“天工奖”“百花奖”等专业评奖会上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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