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对玉的情有独钟

 新石器时代黄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玉器距今8000-4000年，主要有生产工具、装饰玉和礼仪玉三大种类，以数量多、造型简、工艺淳朴以及文化内涵丰厚，特别是神话、宗教和巫术等方面，开创了初期中国玉器的高潮。

馆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器形种类繁多，生产工具有斧、锛、凿、刀，装饰玉有环、镯、三孔器、龟壳饰、鸮形佩、兽面纹佩等，礼仪器有璧、琮、圭、勾云形佩、斜口筒形器和玉猪龙等。藏品涵盖五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分别是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红山文化（距今约55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200-4000年）和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3500年）。其中馆藏兴隆洼文化青玉管、良渚文化青玉琮、石家河文化虎首形玉珠及龙山文化鹰掘人面佩均是各文化类型的典型器物，实属珍稀。不仅如此，我馆更以红山文化藏品见长，基本囊括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标准器，馆藏玉猪龙、勾云形佩、斜口筒形器、鸮形佩等更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这样的藏品基础也奠定了天津博物馆红山文化玉器在全国博物馆位居前列的重要位置。馆藏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黄玉猪龙，高14.1、宽10.4厘米。体型肥硕，颈部一对钻孔应是供穿系之用。此件文物与牛河梁墓葬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特征高度相似。学术界普遍认为此造型来源于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畜猪，这种高度概括化的猪首形象应是被古人神话了的图腾崇拜。馆藏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青玉斜口筒形器，高9、上口径9.4、下口径7.1厘米。上端斜向切口，口沿琢磨出刃，下端平齐。这类器形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较大，也是牛河梁遗址发掘较多的一种，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一件斜口筒形器，出土时枕于墓主头下，有学者推测它是起束发之用，因而也将其命名为“箍形器”。这种造型的制作工艺难度极大，且器物普遍偏大，如果仅仅是箍发之用未必有些大材小用，但它确是出土于墓主头部。《说文》中记载：“灵，灵巫也，以玉事神。”因此这类器物应是巫师生前在重大祭祀活动时使用的祭祀神灵之物。

商代玉器前期（公元前1600-1300年）以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文物为代表，这阶段出土玉器种类少、造型纹饰简单，主要器形有铲、柄形器、戈等。后期（公元前1300-1046年）以河南安阳殷墟几处大墓特别是妇好墓为代表，出土文物的艺术水准极高，可以说代表了商代玉器的最高成就。

馆藏商代玉器种类繁多、造型生动、工艺精美，凤形佩、龙形玦、玉象、玉貘、玉兔和巧色松石蛙等这些商晚期藏品均与安阳殷墟文物有异曲同工之妙。馆藏商代青玉直线纹圭，长15.5、宽3.5厘米，上宽下窄。下端穿一孔，上端圆弧出刃，器身饰直线纹。此器与妇好墓出土的八件玉圭相似度极高，应作礼器之功用。《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文献印证了商人利用玉器尊神事神，反映商王权统治者将玉器视为极其尊贵的身份和至高无上的权利象征。

西周玉器出土量极大，加上国内外的传世品，总量相当可观。此时的玉器从前朝的为巫术服务及事鬼神的功用中脱离出来，成为西周礼仪活动不可或缺的礼器，赋予了新的礼治观念和内涵。这也极大促进了西周玉雕业的繁荣发展。

结构复杂的大型组玉佩是西周玉器的新品种。馆藏西周青玉双凤鸟纹佩，雕琢两只对称相背的凤鸟，合体视为一个兽面。玉佩上部边缘一行琢六孔，下部边缘一行琢十孔，一凤眼旁琢一大孔。与西周规格较高的晋侯墓地、虢国墓地出土的大型组玉佩相比较推测，此文物应是组佩上的重要构件，对研究组玉佩构成和佩玉制度均有重要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变革，奴隶制社会逐渐崩溃，礼崩乐坏，玉器的礼器作用渐渐失去神圣的地位，人们开始了对玉器审美和实用性的追求。春秋战国的装饰性玉器相当发达，风格为之一新，出现了很多工艺精湛、形式别致的品种。

此期馆藏玉器种类多样，谷纹璧、谷纹环、云纹璜、兽面纹佩、绳纹笄等不胜枚举。这时期的佩饰玉较西周时期的穿缀方式随意，形式多样化，谷纹、云纹、蟠螭纹也是较为新颖的装饰纹饰，馆藏战国青玉龙螭纹佩便是一个典型佳作，它以双龙双螭对称分布为主题纹饰，双龙回首向外，龙身呈“S”形，将龙螭相互交错盘绕、玲珑剔透的优美造型展现无遗，是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更值得指出的是馆藏战国青玉“行气”铭饰，它是记录古代气功修炼的实物例证。高5.4、直径3.4厘米。器形呈12面棱柱体，每面刻铭文，共45字，中心有一从下到上顶端尚未穿透的圆形孔，孔壁厚0.5厘米，未经打磨，推测可能是套在柱状顶端的杖首。铭文内容论述了呼吸和行气的全过程，是我国古代关于气功修炼的最早记录，它精巧的铭文和独特的造型以及精湛的制作技巧均是各界学者考释研讨的对象，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字学价值。

汉代制作玉器的大多数功用就是驱除邪厉、祈求冥福。丧葬玉自西周出现，汉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与当时汉代推崇“长生不死”的道教宗教观念相关，丧葬玉成为了汉王朝统治者借助玉器保护尸骨不朽和区分等级制度而应生出来的重要工具，因此汉代厚葬风靡一时。

馆藏汉代葬玉品种有蝉、猪握、棱塞、殓葬大璧和玉衣，基本上涵盖了汉代葬玉种类。说到汉代崇尚道教，不得不提到馆藏汉代青玉羽人拜螭纹佩，高6.7、宽5.3厘米，器左上端一羽人，头发向后飘逸，肩生羽翼，拱手拜跪于螭前。此题材反映出肩生羽毛便可以飞入仙境，从而得以永生的道教宗教理念。汉代辟邪玉也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应生出来的富有时代特征的玉器品种，包括刚卯严卯、司南佩和翁仲，这三个品种在馆藏文物中均有涉及。馆藏汉青玉刚卯严卯，高2.2、宽0.9厘米，四面刻有殳书咒语，文字均填有朱砂。人们通过佩带，借助咒语的魔力，驱疫辟邪、祈求福祉。国内成对的刚卯严卯屈指可数，故极为珍贵。出廓璧是汉代玉璧新品种，此形制的代表是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谷纹玉璧。馆藏汉代白玉双螭谷纹璧高15.7、直径13.9厘米。出廓部镂雕双螭伏于璧上，螭身造型卷曲繁复，线条灵活优美，极显工匠完美高超的雕琢技艺。

唐白玉飞天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南北民族大融合，商周以来玉器中神秘威严的色彩基本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以装饰玉和鉴赏玉为主体的审美用玉。馆藏南朝黄玉神兽，肩琢双翼，尾上卷，呈跪坐状，肉丰骨劲、昂首挺胸，气宇非凡，与南朝陈文帝陵前石雕瑞兽神韵颇似，是此时期比较典型的玉石神兽雕琢风格。

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政治安定，国富力强，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玉器艺术又再度展现出新的面貌和丰姿。

隋唐时期兴起的礼仪用玉是玉带銙，这种风尚从东汉尚兴，到隋唐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显示身份职位尊卑的象征。《新唐书•舆服志》中对王臣贵族使用玉带材质按等级做了明确规定。馆藏唐代青玉伎乐人带板与陕西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带板无论从尺寸、纹饰和雕工上都极为肖似，长3.5、宽3.8厘米，正面浮雕盘坐式击鼓胡人，阴线表现细部，背面四角各有一对象鼻孔。伎乐纹是唐代玉带銙中最常见的纹饰，形象多为胡人，这种纹饰的兴起是唐朝丝绸之路引入西域文化的有力见证。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佛教玉也是唐代主要品类。飞天是唐代佛教出现最多的纹饰造型，敦煌壁画中经常能够看到。飞天的原型是佛教神像中的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化身，一同飞入极乐世界，弹琴唱歌，娱乐于佛。馆藏唐白玉飞天，甚为珍贵，高2.9、宽3.6厘米，着长裙飘带，身下流云数朵，体态轻盈如轻歌曼舞般遨游于天际。唐代玉器在吸收外来成果基础上，力求标新立异，新兴的玉器品种内涵丰富，它的勇于开放和学习借鉴的精神着实给予今人启发。

宋青玉鹅形盒

宋代玉器追求风格高雅简朴、自然单纯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与当时社会，尤其是文化领域，文人士大夫受到朝廷重用有着必然联系。简练、生动、活泼的美是当时玉器文物的普遍特点。馆藏宋代青玉鹅形盒，高8.4、宽11.8厘米，鹅红高凸，曲颈圆眼，身上以细短阴线刻翅羽和尾部，盒底浅浮雕双蹼，造型雕工俱佳，给人一种文雅舒畅的清隽之美。

辽代由契丹族建立而成，统治者努力接收汉族文化，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契丹族经济文化的发展。馆藏辽代玉飞天、迦楼罗等佛教玉就是辽统治者推崇汉族佛教的历史佐证。辽代长期居住在广阔草原，留有春秋捺钵的传统习俗，捺钵以狩猎为主，馆藏辽代玛瑙臂鞲，便是契丹人在狩猎时为保护手臂所持的架鹰之物，其形制与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白玉臂鞲基本一致。

金代女真族是继辽代之后在东北兴起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在保持本民族的信仰祭祀等传统文化外，还兼收并蓄。出土和传世玉器较为丰富，有与宋代风格接近的镂雕花鸟佩、青玉龟游佩，更有体现自己民族风格特色玉器，例如馆藏金代白玉鹘琢天鹅纹带扣（图十），长5.9、宽3厘米，主体纹饰是鹘琢天鹅，一端有一扁环可穿挂小物件，侧方有长方形带穿孔，画面正是游牧民族春天纵鹰捕鹅时的场景。

元代是一个强大的帝国，领土广阔，由于社会政治和疆域的变化，使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了改变，玉器的雕琢更加粗犷奔放，不求细节。馆藏元青玉翼龙纹双耳壶，壶身海水龙纹的雕琢，极显磅礴气势，这正是元代玉雕追求粗犷美的典型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