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演变发展过程中,宗教、统治者、文人、权贵等为“玉”贴上了神秘、美好、稀有、名贵等标签,为玉石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前,和田玉还是玉石市场的主导玉种,之后为什么翡翠赶超和田玉了呢?

在封建时期,由于运输翡翠进入中国云南的道路险阻,山高林密,瘴气横行,因此翡翠难以广泛流传,仅能够满足朝廷、皇亲国戚、权贵们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各种原因1949年到1978年,中国内地停止了与缅甸的翡翠贸易。这段时期,无论是翡翠还是和田玉,国内是完全停止的状态。但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翡翠商人仍然与缅甸有翡翠贸易往来。并且因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复苏,缅甸政府看到了翡翠产业的利益,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将所有的矿产资源收归国家所有,建立翡翠公盘交易制度,提高了翡翠毛料价格。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内的经济飞速发展,积累了财富。同时,最先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广东与香港、海外贸易最为活跃,自然翡翠贸易是其中一部分,很快广东成为翡翠玉石、珠宝首饰的加工集散地。在这段时间里,一批玉雕师傅在传承传统玉雕技法的基础上创新,以及电动雕刻工具的普及,玉雕工艺得到了发展与进步。翡翠商人结合港澳、海外玉器经营理念(相当于“拿来主义”,弥补了那段国内无翡翠贸易时期,而此时和田玉才开始复苏起步),使得中国翡翠行业进入起步阶段。与此同时缅甸内战,各军阀抢夺场口,产量不稳定,供需不匹配,无形中提高了翡翠原石价格。

之后,缅甸大规模的内战冲突停止,缅甸政府出于保护环境关闭了一些场口,比如:木那、大马坎等,进行规划开采翡翠原石,使得不断刷新公盘标王,比如: 2013年达马砍三彩石标王约8000多万人民币;2015年标王约1.13亿人民币; 2017年标王约1.27亿人民币(流拍);2018年标王约1.2亿人民币(流拍);2019年标王约1.3亿人民币(见插图1)。

与此同时,各大国际拍卖公司不断有翡翠拍品点亮拍卖会现场。2014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法国“卡地亚”以2.14亿港元拍得一条的翡翠珠项链(见插图2,芭芭拉·霍顿是这条翡翠项链原主人)。2019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再次刷新多款翡翠饰品拍卖记录,其中一款翡翠珠项链以13171680元人民币成交。

无论是公盘,还是国际拍卖会,都吸引了一些资本的青睐,使得翡翠变相成为保值、增值产品,更加速了翡翠价格的增长。

近年来,云南利用地理优势,发展缅甸边贸经济,重整翡翠市场,在瑞丽和盈江均建立了翡翠原石、毛料、加工、销售一条龙市场,与广东同业形成竞争。同时,国内互联网经济井喷式爆发,翡翠线上、线下销售途径的不断拓宽,翡翠价格透明化,进一步压缩了价格水份,满足了更多购买人群的购买力。如果说满足更多购买人群的购买力是走量的话,那么前面国际高端拍卖就是走质,是推高了成交额,从宏观上看翡翠业务交易呈现大牛态势。再加上商家、媒体的宣传,明星的推崇(如:刘晓庆、杨丽萍、赵雅芝等),人们对翡翠认知不断提高,翡翠行业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翡翠行业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

而和田玉在改革开放至今的这段时间里,从开采、加工到销售主要都在我国经济活跃度不如南方的北方市场,并且主要靠民间小部分资金运作,极少得到外部资源的支持

同时还有玉料供应因素,广义和田玉的玉料供应充足,除了我国新疆、青海、广西、辽宁有产出和田玉之外,还有国外俄罗斯、韩国等地也有产出和田玉。但是翡翠只有缅甸和危地马拉局部有产出。物以稀为贵,再次助力了翡翠价格增长。

综合以上内容,说明翡翠发展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时机与政策,依靠地理优势,同时借助外部各情况下的有利态势,才得以成为目前玉石市场上主导地位。

翡翠与和田玉,各自有其特点,都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玉文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玉”五种美德拟人化的比喻“仁、义、智、勇、洁”五种境界,这也是玉文化精髓。因此我们品鉴美玉,以“玉”自省,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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