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读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京报快讯（记者 倪伟）经过5天在线评审，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5月5日）下午出炉。入围名单中，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考古等都是近年来热门项目。另一些公众不太熟知的遗址，也为探寻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甚至有望改写历史教科书。

史前时代最壮观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中轴线”、玉文化起源、新世纪最大规模春秋金文，以及西域“疏勒城”遗址等，均在这十大考古项目中发现。

随着各时期考古成果涌现，新出土的资料极大地弥补了史籍记载的不足，这就是“考古写史”作用的体现。

例如，曾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刘家洼遗址，就为历史学家了解春秋诸侯小国芮国提供了大量信息，芮国只在《史记》等文献中有过零星记载，此前面目模糊，考古成果还原了芮国高度发达的金玉和礼乐文化，甚至利用出土钟磬重新聆听到远古的声音。

“考古写史”在此次十大新发现中也有多次体现，比较典型的是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曾国历史传世文献记载不明，但近年的考古揭示出了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尤其是近6000字出土铭文，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对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提出了新的线索和研究方向。“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设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并批复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项目。今后，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指导、协调各考古单位加强学术科研，以考古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

记者梳理了这十个项目最重要的发现和意义，考古专家还对相关项目进行了点评。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1.5万年前“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梁山疥疙洞遗址第三期动物化石。

疥疙洞遗址文化序列及演进顺序清楚，发现了距今10万～1.5万年间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型居址的空白。

距今3万～2万年间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的发现更为难得，为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晚更新世人类文化发展，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动物化石及烧骨8000余件，初步鉴定有鹿、麂、牛、剑齿象、犀、野猪、熊、狼、最后鬣狗、黄鼬、豪猪等20余种，其中还发现了大熊猫，鹿科和牛科动物占绝大多数，属于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距今约3万～1.5万年。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东亚玉文化的曙光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小玉坠。

最新的考古发现极大丰富了小南山遗址的文化内涵，跨度达15000年的文化遗存，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海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

其中，一片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地的发现尤为重要，为研究乌苏里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形制演变和文化序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玉珏等玉器的大量出土，为我国玉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以及早期玉器加工技术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新石器时代晚期房址及具有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特征陶器的发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文化内涵。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介绍，该发现将玉器源头追溯到距今9000年上下，具有国际性意义。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史前最壮观建筑群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皇城台作为石峁遗址的核心区，新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的认识，改变了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传统认知。

该发现揭露出中国史前时代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反映了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的组织能力。结构复杂的门址、规模巨大的台基、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石雕、陶鹰、卜骨、口簧、玉器等高等级遗物的出土，在中国早期城址中很少发现，也确认了皇城台宫城的性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台基上新发现的石雕，其主题和艺术风格体现了石峁遗址与中国史前其他地区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相互影响，反映了早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石峁先民的精神层面，对后世也影响深远。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最早的城市“中轴线”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中轴线、排房、城内排水布局。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是国内最早发现并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进一步确认了城址严整规划的方正格局，尤其是位于城址中轴线上的道路是目前国内经考古发掘确认的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城内的高台式排房建筑也以“中轴线”为依据进行规划设计。

遗址中发现了完整的早期城市排水系统，为国内首见。龙山道路发现了我国最早的车辙，将车（可能是双轮车）的起源提早到龙山时代，并与大时代背景下的东西文化交流相吻合，意义重大。

这些特点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也揭示出了龙山时代大背景下广泛的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象，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特征，对认识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填补早期青铜器生产冶炼环节空白

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铜工具。

西吴壁遗址冶铜作坊的产品为纯铜，说明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填补了学界对早期青铜器生产冶炼环节的空白。

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其他冶铜遗物，和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

追寻“玉石之路”的踪迹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矿坑(K2)。

旱峡玉矿遗址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玉矿遗址调查、发掘的重要发现，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矿遗址。

旱峡玉矿与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寒窑子玉矿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自公元前两千纪初至公元前后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玉料开采活动，对了解中国西部地区玉料来源、开采玉矿的族群、玉矿采集群体的聚落形态、早晚不同时期玉矿开采者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发现也为深入认识早期“西玉东输”及“玉石之路”的形成，探讨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文化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时，这一发现也为寻找河西走廊北山及祁连山两地软玉成矿带提供了证据，为寻找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玉矿遗址提供了线索。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考古构建最完整的周代封国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曾夫人渔墓铜鬲铭文。

曾公求、曾侯宝和曾侯得三组曾侯墓葬及其车坑、马坑及相关不同级别贵族墓的发掘，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构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国历史材料。

枣树林墓地铜器铭文，涉及曾国族系、官职、音乐，以及昭王南行和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理解春秋时期南方地区诸侯国政治、文化、科技的重要资料。墓地布局清晰，随葬品组合较为完整，对研究东周曾国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大量青铜礼乐器对深入探讨周代的礼乐文化面貌及其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介绍，这批墓地发现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近1150字，单件镈钟铭文达312字，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不仅保存较好而且价值极高。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西域“疏勒城”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城门门道及内侧遗迹俯视。

石城子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唯一经考古发掘的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城址，也是迄今新疆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要塞。

结合历史文献，基本确定为《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该遗址遗迹丰富，保存完好，时代特征鲜明，对研究两汉时期边城的规划提供了参考。遗址位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孔道，是西域纳入汉帝国政治版图的实证，对于厘清汉帝国在西域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深入研究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信立祥介绍，这是考古发掘的新疆汉代城址中，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出土文物可以成为寻找西域都护府和汉代其他城址的考古坐标。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高原埋巨室 暗格藏金冠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前室东壁仪卫图。

泉沟壁画墓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

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先例，暗格中的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

公元8世纪，青海地区处于吐蕃统治下，丰厚的财富积累和文明发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文化的输入，对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形成了重要影响。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三十年水下考见证

2015年底暴露的“南海I号”沉船基本轮廓及各船舱货物。

“南海Ⅰ号”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沉没地处在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在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巨量外销瓷、大量手工艺制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及众多金银铜货币的发现，显示了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海外贸易体系当中。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南宋时期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

这项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从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到发掘保护和公众展示，是世界水下考古界的经典之作，也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