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秉衡：在玉的长河里扬帆中华玉网

玉，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符号。玉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正是一条波涛滚滚的玉的长河。人们习惯性地称潘秉衡等为琢玉大师，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玉的长河里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文化使者。

一代宗师玉汝而成

潘秉衡，晚年自号玉饕，幼年寄读私塾，兄弟3人，他居长，10岁随父进京，居鄂王府约两年，对府中琳琅满目的古玩字画、珠宝玉器，不胜惊奇，这些艺术品潜移默化地启发了他的艺术灵感。1924年春，潘秉衡考入西城翠花胡同怀幼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第二院夜大学西语系（即英语系）。好景不长，因生活困难，辍学谋生。

1926年4月，潘秉衡进入西四羊市大街小玉器作坊剘宝斋拜吴梦麟为师。吴师傅手艺一般，但为人诚实，爱护徒弟。按旧规，学徒三年零一节为满师期，前两年不学手艺，专事侍候师傅。潘秉衡学徒半年，就迷上画画，被视为不务正业、不合法理。在一无师、二无本、三无时间、又不合法理的情况下，潘等师傅们安歇熟睡后，趴到自己的床板上，在一个小煤油灯下走笔作画，时常画到天明。潘偶然得知街坊中住着一位前清宫里的画师，名叫郑一珂，但孤傲异常不易接近，便上门干些挑水、扫院子、买菜等杂务，感动了郑老先生，为他作画技上的指点，并嘱咐潘多读古典文学小说，多观察世间活生生的人和事物、景物等。当郑老先生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是可造就之材时，便亲自带潘去当时已成名的牙雕艺师王彬（1870-1961）门下求教。

潘出师后的第二年（1931年），接了一个碧玉“一套十”的活儿——全北京城就他敢接那个活儿。那是一块方料，他在料肉里连打了四个钻，取出以后每一个再取出四个来，这就八个，带外面方的一共九个，剩下的边角料又做了一个小件，这样一块料全都用了。这活轰动了京城业界，其中一件《方罍》后来被日本人买走，在日本获过大奖。

抗日战争打响，玉器作坊大多关了门，潘在家里支起水凳，做零活勉强度日，后来家徒四壁，告贷无门。潘妻做了保姆，潘自己则拖儿带女，回老家种地。1944年初，潘回到北京，依然视玉如命，苦心钻研，于1945年改革玉器压银丝嵌宝工艺，被称为“金镶玉”，作品青压银丝嵌宝执壶、白玉群仙祝寿薄胎立盘，在当时是誉满京城的玉坛珍品。并研究试做一些立体圆琢神佛和古典仕女。后几次“跳槽”，1945年4月起，潘秉衡在“井升发”一直呆到北京解放。

1949年，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玉器也和其他特种工艺品一样，销路一时不畅，到1950年才逐渐复苏。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潘秉衡举家回乡，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潘做了农会的文书和民校的教师，分到八亩地、五间房。1950年夏天，潘秉衡再返京城。1953年，北京市公私合营特种工艺品出口公司成立，潘欣然参加做加工活。1954年12月参加北京市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负责全社的技艺指导和设计创作。1955年春，在中共北京市委批准的北京手工业第一批老艺人名单中，潘秉衡荣获了“老艺人”的称号，这个称号相当于现在的“工艺美术大师”，这是政府对其成就的高度肯定。

一手绝技玉史留名

20世纪50年代中期，潘秉衡创作白玉“盗仙草”，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一个民间故事题材。一般人都要使白娘子的脸上带三分怒容。但潘以为怒未必就能概括当时的全部战斗气氛，也未必能深刻表现白娘子对法海的恨。而美人一怒，其美也就减了三分。所以，他把白娘子的面容做成了带藐视的笑容。从人物的思想性说，蔑视岂不比怒更为深刻吗？在创作时，这块白玉磨着磨着脸上出了一块黄颜色的瑕疵，他顺势就做了一朵灵芝，咬在白娘子的嘴里。他这种剜脏去绺、化瑕为瑜的绝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王明石先生曾著文盛赞潘秉衡，把他誉为“当代琢玉宗师”，而且“是过去玉器行中破天荒有文化素养的玉师”。

有一次遇到一块玛瑙，两边的颜色有深浅，一位师傅用这块料雕了一只乌龟，潘看见后，说这不行，这块料给我吧。他把料立起来，龟壳做成蚌壳，里面一块白色的底，用俏色手法把它做成一尊佛像，最后完成了《蚌佛》，佛手里还托着一颗珍珠。这一下就把好玉的本色美给亮出来了，这就是高手。

珊瑚“六臂佛锁蛟龙”是用整枝的高级珊瑚创作的，作品的立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非常“主旋律”。那条腾海的蛟龙，是从一个大枝杈上截下来做成的；但长约30厘米的长锁链（一端系于佛手，一端双锁龙王的手），却是从佛的前身躯上有限的余料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的。这是一种不同凡响的奇特构思和巧妙取材的结合，是真正的“巧夺天工”！这件作品，是潘秉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大兴水利建设（修建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时，感于党的领导有方，感于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利而创作的。毛主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潘秉衡则将人民化为神的力量的象征。像这样富于艺术和技巧的玉器创作，不能不使中国玉器的历史添彩增辉。作为北京玉器的一件珍藏品，它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见报。

潘秉衡说，凡是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者，都是我师。潘秉衡生前除了爱逛故宫、琉璃厂，主要学习对象就放在每一个艺术、美术展览上，甚至在病中，仍然拄着拐杖去中国美术馆看展览。潘喜欢养花，有一次他养的一盆茉莉，开出三种不同颜色的花。他就兴奋地说如果我在今后遇上一块有三种色点的玉石，就不乏创作依据了。一天，他在屋檐下发现一只蛤蟆。蛤蟆那双又大又圆向外凸的眼，炯炯有神；鼓动的下巴颌；前腿支起，后腿用力蹬，一蹦一跳雄健有力的姿势，曾启发他制作出一对碧玉“气鼓金蟾”。潘上浴池洗澡，一躺就是小半天。他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人体线条，构思写生的腹稿。他最爱无意中瞧见姑娘甩辫子的形体动作。他说，这就是中国少女典型的形体美，充满了健美向上的吸引力。潘认为，生活中的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的是素材，有的未必比经过加工的艺术逊色。慧眼识真，这不仅需要艺术修养，更需要艺术上的有心人。这些都是潘秉衡的朴素的美学观。

一身正能量玉河扬帆

潘秉衡艺高人胆大，被誉为北京玉器业“四大怪杰”之首。1931年，一家玉器铺买了块碧玉，要做成《碧玉牛》。活儿快完了，不慎将牛的后腿由大胯处折掉。玉器作坊的掌柜傻了眼，这可怎么向玉器铺掌柜交待。他急忙找潘秉衡出主意，好弥补损失。潘秉衡仔细考虑后说：“我让你这掉腿的牛更值钱！”玉器作坊掌柜也是手艺人，觉得他的话不可信，故说：“掉腿的牛还能更值钱？”潘秉衡说：“你把掉腿牛搁在我这儿，半个月后来取。”

玉器作掌柜如期来取“碧玉牛”。一看这牛不但腿长上了，还浑身布满牛毛，修补得天衣无缝，琢雕得栩栩如生，使他喜出望外。当他向玉器铺交活时，多得了二十块现大洋。而玉器铺则将其充当乾隆作珍品出售，售价高出十倍。之后，潘秉衡“琢牛布毛，升值十倍”传为佳话。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手艺行向来教徒留一手，但潘秉衡认为：一个艺人，怕人学自己的手艺，谨守而不示人，这至少是一种“艺穷”的表现。这样的人，肯定也一辈子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妙处。基于这种认识，潘的为艺从学，历来都持“门户开放”政策。他说，这样于人有益，也于己有益；兼容并蓄，择其善者而从之、化之，则可以纳众家之声成一家之言。所谓“胆大人艺高”、“艺高人胆大”是相辅相成的。正是这种高境界高素养使然，潘秉衡自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带徒弟，从不呵责，而是亲严并加，因材施教，教之有方。

其中一个徒弟姓刘，刚满师，在年关前要做完一对碧玉碗，却在最后修琢中将其中一个跌落打碎。小刘当时吓得呆若木鸡，等待师傅呵斥，甚或更严厉的处罚。不少师傅怒不可遏地责备他。惟独潘不动声色，只是平静地说了声：“以后注意点。不必担惊受怕，这桩事由我来圆场。”他把已经做成的另一只碧玉碗，亲自上凳“锦上添花”，卖得原来一对碗的价钱，弥补了碎碗的损失。自此，他的艺高德厚更使所有的人心悦诚服。

潘性格开朗，心胸开阔。“文革”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挨斗，但他私下里说：“我就占一个‘神’字！”他认为牛、鬼、蛇都是丑恶的，他说他只是“神”。潘家里写字台上曾摆着一对儿有点儿年头的小瓷鞋，喻意“莫要新（心）鞋（邪、斜）”。他处处都注意“艺术的生活”，在艺术中教导人，要求徒弟心不能斜，更不能邪，在业务上专一。

新社会，艺人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62年春节，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潘秉衡琢玉艺术展览，展出作品56件，历史作品图片30幅，琢玉设计画稿100幅。这种为手工艺人举办的个人专题展览，是历史上的首创。为长期以来被贬低为“雕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特种手工艺正了名。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共同编辑出版了《潘秉衡琢玉画稿》两册。这两本画册的出版，为手工艺人著书立说、出版著作，开了先例。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至今陈列着潘秉衡的玉雕作品，被誉为“东方瑰宝”，为世界艺坛所瞩目。

人物简介

潘秉衡，1912年3月生于固安县西塘洋村，1970年8月卒于京城。14岁在北京剘宝斋拜师治玉。上世纪30年代改进套料取材法，同时研制出胎薄如纸的玉器。1937年后，改革玉器压金银丝、嵌宝石的传统技艺，使之成为著称于世的绝技，人称“金镶玉”。1956年创作了中国玉器史上第一件群像组合作品碧玉《待月西厢》，以后完成了代表作珊瑚《六臂佛锁蛟龙》。1954年后，历任北京第一玉器社（私营）艺术指导，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市政协委员。1955年获北京市特种工艺美术行业“老艺人”称号。1962年，中国美协在北京帅府园3号举办潘秉衡琢玉艺术展。1963年出版《潘秉衡琢玉画稿》（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