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9日至8月21日，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首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以【馆藏·发现】为主题，汇聚了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新西兰、哥斯达黎加等9个国家的十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以6种不同的语言，克服着四大洲时差的挑战，共同探讨多学科的玉器研究动态和前沿问题，为玉器和玉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思考。
开幕式上，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褚晓波致辞。褚馆长首先代表上海博物馆，向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欢迎，向给予本次“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关心和支持的有关单位和学者致以诚挚谢意。他提到，玉的温润坚韧和独特内涵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也激发出“和而不同”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希望通过本次系列学术活动，促进玉器研究的国际交流，增进中西文明的对话了解，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最后，他希望未来能在更多领域与各家单位继续携手，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八月场学术坊先后由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陈杰，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施远，以及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谷娴子主持，10位海外学者发表主题演讲。
学者演讲纪要
1《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
Keith副馆长的演讲重点介绍了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的来源，以及其中的新石器时期至汉代玉器。他认为这些玉器中的新石器时期、商代晚期及西周时期作品数量较多、艺术价值较高，也提及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部分馆藏良渚文化玉器年代得以修正。此外，Keith认为，馆藏的玉璋和玉笏（实为刀）显示出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交流，以及早期精英阶层对玉礼器的偏好；河南安阳出土的大量由新石器时期玉器改制而成的器物体现出商晚期的玉器流通及地域交流；馆藏东周玉器，尤其是战国玉器非常丰富，展现了工匠们精湛的装饰技艺。同时，他不避讳地谈及许多馆藏玉器实为仿制品，但对它们进行编目并注明所仿的时代风格也对研究有所助益。
演讲的另一部分是介绍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玉器藏品数字化工作。Keith说，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完工的数字藏品图录会涵盖约一千件馆藏古代玉器精品，将提供详尽的收藏信息及研究资料，增加公众了解藏品的渠道，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他认为藏品数字化和线上出版在推动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并且展望了未来进行合作研究的可能，举例说可以与上海博物馆合作，共同研究分藏于两馆的一件对剖玉器，以进一步推动对馆藏文物的深入研究。
2《哥斯达黎加玉器的考古出土及象征意义》
Sergio研究馆员首先通过一段视频介绍了哥斯达黎加玉石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展厅主题及陈列文物等基本信息。接着简介距离哥斯达黎加最近的翡翠产区——危地马拉莫塔瓜河谷发现的玉器加工作坊等，结合哥斯达黎加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玉器加工作坊，提出玉石曾于莫塔瓜河谷进行粗加工，之后经区域贸易被运送到更远地区的假设。
同时，Sergio通过列举哥斯达黎加不同时期的重要遗址及出土玉器，揭示了该地族群使用玉器的整体发展情况：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00年，出土玉器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尼科亚湾地区，显示可能由太平洋运输而来，随后向内陆扩散。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玉石开采使用逐渐频繁，以罗马斯科拉尔三号遗址等出土器为代表，实证了外来群体与哥斯达黎加地区的交流互动。公元300年至公元800年，出土玉器的遗址点呈现为一条从太平洋海湾区到中央山谷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分布链。公元800年到1500年，玉器使用逐渐被黄金制品取代。
Sergio还回顾了中美洲奥尔梅克和玛雅文化群体的用玉习俗，并强调在哥斯达黎加，底部雕作农业用器之斧形的玉吊坠象征着拥有农业管理知识的人们所拥有的权利。最后，他提出玉器研究有助于重建哥斯达黎加的历史，并谈及几个哥斯达黎加玉器研究热点，包括玉器及所用玉料是如何进入哥斯达黎加的、谁带来了玉器、玉吊坠是如何制作的等等。
3《新西兰毛利玉器中的人形玉饰研究》
Dougal研究馆员介绍了新西兰玉文化的发展，并着重发表了关于毛利文化中一种名为“Hei Tiki”的人形玉饰的相关研究成果。
Dougal介绍，新西兰的玉文化相较于世界其它地区较晚开始，约750年前，毛利人的祖先波利尼西亚人抵达新西兰约100年后才开始正式使用软玉。最初软玉多被用来制作切割木材的工具，部分小型工具在不用时被佩戴在脖子上或挂在耳朵上作为装饰。学者大多认为，Hei Tiki的产生与1769年欧洲商人为新西兰引入金属工具有关，大部分玉锛等玉质工具因被金属工具取代而被改制为Hei Tiki。Dougal则研究认为，Hei Tiki在首次与欧洲文化接触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Dougal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由古代石器加工技术制作的早期Hei Tiki。他梳理发现，Hei Tiki大多由软玉制成，分为3种类型。大部分形态特征为头部较大，直接与肩膀相连，双手下垂放置在大腿上；较为罕见类型的特征是头部较小，有明显分隔的颈部，有一只手举至胸前；最为罕见的类型是鱼钩与人形的结合。此外，Dougal使用磨损程度量表来梳理并探讨了馆藏300余件Hei Tiki的文化用途，并讨论跨文化交流对Hei Tiki设计的影响，以及Hei Tiki设计在当下的发展。最后，Dougal提出了一个现象供大家探讨，即为何大多数Hei Tiki头部向右倾斜？最后，他强调了以藏品和档案为基础的玉器研究的潜力，并鼓励进一步探索。
4《金冠塚的考古发掘及其出土曲玉》
金冠塚是韩国新罗时期的代表性王陵，也是受东亚学界瞩目的学术宝库。金大焕研究馆员详细介绍了金冠塚的历年发掘、出土曲玉情况和新近研究成果。
报告首先回顾了金冠塚的发掘历程：1921年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时期首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和金冠；2014年，随着金冠塚遗物上“尒斯智王”铭文的偶然发现，再发掘项目启动，发现了多把刻有尒斯智王名字的刀和其他文物，确认了金冠塚的墓主为尒斯智王。此外，再发掘项目探明了以金冠塚为代表的新罗时期王级“积石木椁墓”的具体结构，为探讨“积石木椁墓”的意义和起源带来了新的资料。
金大焕研究馆员还介绍了金冠塚出土115件不同制作年代的曲玉（硬玉质勾玉）的总体情况，并梳理了从原料产地之争到流通情况变化的曲玉研究脉络。此前，学者对曲玉的探讨多聚焦于日本或韩国的产地争议，随着硬玉原材料产自日本的相关研究被广泛认可，近年研究已转为探讨硬玉质曲玉如何传入朝鲜半岛，以及这些曲玉在新罗与日本的商贸和文化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最后，金大焕强调，未来对曲玉的研究需要超越单纯的产地争论，更深入挖掘其在4至6世纪新罗社会盛行的缘由，及其映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交流的深层意义。
5《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玉器收藏》
Ekaterina研究员介绍了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馆藏玉器概貌及相关历史。该馆玉器藏品主要有五个来源，分别是：中国、拜占庭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本土。中国玉器最重要的收藏是明代宫廷所造玉杯等容器，可能经由明廷与沙俄的官方交往流入俄罗斯。而同时期，沙俄勋贵间已出现仿制明代玉器的行为。
馆藏拜占庭帝国玉器制造于12世纪至14世纪，以雕刻基督教圣象为主要题材。莫卧儿帝国玉石装饰的显著特征则是用黄金和宝石镶嵌，博物馆的相关收藏仅有8件，均为刀剑的玉柄。博物馆玉器收藏中数量最多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玉器，整器有碗、盘、权杖等，更多的是镶金嵌宝玉饰片，这类工艺在俄罗斯被称之为“扎波纳(Zapony)”。克里姆林宫的工匠用这种玉饰片装饰镜子、军装、刀、盾、马具等沙俄皇室用品，以彰显皇室权威。俄罗斯本土玉器约有40件，以沙俄皇室珠宝供应商之一的卡尔·法贝热(Carl Faberge)公司的“复活节惊喜彩蛋”等产品为代表，以奥诺特河出产的碧绿色玉料为常用材料。
本次报告首次向中国玉学界系统介绍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馆藏玉器，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海外研究材料。Ekaterina希望能够参考中国玉器的丰富研究成果，达成对其馆藏玉器的更深入认知。
6《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玉器概览》
Anna研究馆员概述了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8至19世纪中国玉器。她介绍到，自1918年成立以来，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收藏和展示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品，而中国艺术品是馆内历史最悠久的收藏之一，总数约2万件，其中超400件为玉（石）器。
馆藏中国玉器大多来源于1917年俄国革命后国有化的私人藏品，尤其是贵族家庭的收藏。20世纪后，随着苏联和中国外交关系的加强，博物馆得以收藏部分作为礼赠的中国艺术品。此外，馆藏玉器还有许多来自私人捐赠，部分器物的年代与来源存疑。Anna在报告中分享了包括玉簋、玉戚、玉璧、玉琮、玉斧、刻有铭文的牌形玉器等不同类型和时期的中国玉器，讨论了这些藏品的来源、年代及其文化意义。她还特别提及随着20世纪考古合作的开展而于诺彦乌拉墓地遗址发现的大量中国汉代风格的玉器，包括玉璜、玉牌、玉佩、玉璧以及玉瑗等。
俄罗斯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玉器藏品是中俄两国19至20世纪文化交流的缩影。Anna希望未来的研究里能够更多揭示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并表达了与中国博物馆建立合作、深化专业交流的意愿。
7《日本勾玉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瀧音大研究员综述了日本勾玉的起源、发展及研究现状。他介绍说，勾玉是平面呈“く”字或“C”字形且一端有孔可用于穿绳的饰件，可见翡翠、碧玉、琥珀、玛瑙、水晶等质地，原材料多产于日本，少数出自韩国。勾玉最早出现于绳文时代早期，学者认为其与人们惧怕兽牙的威力而制作相似品来佩戴以求庇佑的咒术信仰有关。绳文时代至江户时代，勾玉不仅是装饰品或陪葬品，还被赋予宗教和政治寓意。弥生时代的勾玉则在宗教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代表使用者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古坟时代时勾玉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以大和政权为代表的各政权掌权者都接纳使用勾玉，佛教寺院也开始使用勾玉。到了奈良至平安时代，勾玉的生产和使用步入衰退，但直至江户时代，其仍然是大名墓和藩主墓的重要陪葬品。同时，瀧音大研究员认为海外勾玉的考古发现以韩国金冠塚为代表，而中国东北部形似勾玉的玉器出土品似乎与日本勾玉无关，并提出勾玉研究还有望在勾玉谱系、特定形制勾玉的形成背景，以及勾玉的材质选择等方面得到开拓，研究视野也应扩展至整个东亚文化圈范畴。
8《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中国清代玉雕艺术精品》
Maria研究员以时间为线索概述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情况，重点介绍了馆藏中国清代玉雕艺术精品。
18世纪上半叶，沙皇下令将部分藏品从莫斯科转移到圣彼得堡，不少玉雕艺术品由此入藏艾尔米塔什，例如由不同颜色的软玉制成的玉杯、玉匜等，年代约为明末。随后，Maria展示了不同时期使团访问中国后带回的外交赠礼。如康熙皇帝统治时期，彼得大帝使团带回了约二十件仿白玉玻璃杯；雍正皇帝在位时期，使团曾带回五只玻璃杯贺礼，其中一件曾被错认作玉质，其黄金杯盖上刻有代表安娜一世的字母“A”，并有皇冠型钻石镶嵌，彰显中俄深远的文化交流与友谊。Maria还择例展示了馆藏的仿古彝器、玉质白菜、婚嫁用器、佛像等，重点提及其中一件薄透的半桃形玉杯，一件于19世纪末由中方赠予王位继承人尼古拉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玉玺，一件以渎山大玉海为原型仿制的大玉瓮，以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丰富的玛瑙、玉髓、水晶等中国艺术珍品馆藏。
9《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玉器生产和使用》
Carlos研究员专注于西欧史前晚期（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年）的玉器生产等研究，并聚焦于绿色玉石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传播。
Carlos首先介绍了西欧史前晚期的历史背景，包括农业社会的兴起、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的复杂化等。他指出，特殊物品的需求增长促进了交换网络的扩展，其中绿色玉石如硬玉岩（翡翠）、榴辉岩和磷铝石等在交换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之后，他详细介绍了由Pierre Pétrequin主持的“JADE”项目所取得的阿尔卑斯山脉出产玉料的研究成果，包括玉料的开采、加工地点，以及这些玉料制成的玉斧和玉环在欧洲的分布。结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放射性碳测年等技术，项目团队认为，相关玉料生产活动可能从公元前5500年开始，持续了至少2000年。
Carlos还分享了对伊比利亚半岛上发现的46件可能源自阿尔卑斯山的玉斧的研究，以考古学证据表明玉斧常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相关，并提到光谱学测试技术确认了这些玉斧的材料及来源多样性。比如，半数已分析玉斧所使用的玉料来自阿尔卑斯山脉西端的Mont Viso峰，刷新了学界认知。最后，Carlos强调了西欧史前玉器研究仍在持续且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欢迎各国学者合作。
10《大英博物馆藏中国玉器的历史》
Carol研究馆员系统讲述了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玉器的来源、收藏过程及研究现状，并述及馆藏的世界其他地区玉器，强调了玉器在不同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延续性。
大英博物馆馆藏约26000件亚洲古董，其中包括950件玉器，设有专门的中国玉器馆。该馆早期收藏的东方文物主要来自于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遗赠，随后在一系列重要的收藏家或组织的捐赠、遗赠以及博物馆的征集购买下，玉器收藏逐渐成形，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古玉以及21世纪的现代玉器。最后，Carol介绍了她及相关同事一起搜寻、筛选、征集中国当代玉雕的过程，指出当代玉雕对于了解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玉雕工艺的发展很重要，当代玉雕工匠仍深受古代艺术风格影响。此外，她也展示了馆藏的风格多样的美国西北部玉器、玛雅玉器、中美洲玉器、爱斯基摩玉器、伊斯兰和莫卧儿玉器、新喀里多尼亚玉器、新西兰毛利玉以及不同时期的欧洲玉器。
除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演讲和互动热烈的现场问答（详细内容见会议视频回放），八月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执行馆长、研究馆员、上海市博物馆协会监事长李仲谋，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徐坚，复旦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ICOM-IMREC副主任魏峻，特设主题对谈环节。
主题对谈择要
结合参会学者的演讲内容，研讨会上午场主题对谈围绕“博物馆玉器藏品的数字化建设”及“玉器研究和展览的国际合作”展开。
美国的Keith先生以馆藏中国玉器研究的历史记录和藏品来源信息为例，提倡线上数据库公开更多有研究价值的信息。新西兰的Dougal先生提醒，部分玉器藏品的信息公开需征得文物捐赠者或其后代的同意。俄罗斯的Anna女士透露，俄罗斯诸多博物馆正致力于玉器等藏品的数字化，计划于2025年完成国家级文物目录并向公众发布。日本的瀧音大先生举例介绍，2014年日本曾开展14个县联合的玉器研究，对出土有勾玉的遗址、生产作坊等进行了集中整理和资料的网络公开。中方魏峻先生认为，数字化是博物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应更加重视信息的采集与共享，向研究者开放更多信息。徐坚先生表示，上海博物馆是“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窗口。“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等学术活动的开展既有助于大家了解各地玉文化，又能够通过共同的人类经验来理解不同文明，期盼指日可待的进一步合作与研究。
下午场主题对谈围绕“海内外古玉器的研究与展望”及“当代玉雕等工艺美术品的征集和收藏”开展交流。
从各自或各国的玉器研究计划或学科建设出发，与会专家学者争相发言。西班牙的Carols先生说明了以玉斧为代表的西欧玉器在来源和年代研究方面的难度，强调了科技分析在未来工作中的重要性。日本的瀧音大先生分享了日本对玉器产地分析的重视与研究进展。韩国的金大焕先生介绍了韩国梳理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整体发展情况的研究计划。中方徐坚先生提出，玉器研究正在、并需要更进一步从聚焦单一的“物”转向“物的生命史”研究。李仲谋先生则提倡借鉴丝绸之路博物馆联盟等模式，建立全球玉器研究平台，促进国际合作。就当代玉雕等工艺美术品的征集议题，魏峻先生介绍了现代审美发展对博物馆收藏的影响，说明了现当代藏品征集的经费难度与政策挑战。旁听参会的南京博物院李竹研究员介绍了其所在单位的“为今天收藏明天”等文物征集理念，同时介绍相关工作目前仅针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作品开展。
八月场学术活动结束之际，“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召集人谷娴子女士再次向与会专家、学者表达敬意，深深感谢他们的智慧、热情、开放与包容，让这场跨越四大洲的学术盛事得以实现，并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再有机会与大家相聚，共话玉器之美，共谋玉文化之兴。最后，上海博物馆陈杰副馆长对与会专家学者们所提建议和所做贡献表达了诚挚的感谢，肯定了将玉器研究置于全球范围进行讨论的重要性以及多语言交流的必要性，并表示上海博物馆将继续致力于推动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发展，努力为学者们提供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
“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
九月场预告
9月9日至9月11日，我们将迎来主题为【考证·辨识】的第二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
参会学者及演讲主题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文明：以玉器、玉文化来表述的社会》
吉琨璋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三代玉器龙纹演变——兼述青铜器龙纹演变》
李银德 （徐州博物馆）
《汉墓出土玉器铭文发覆三则》
刘云辉 （陕西省文物局）
《若干件古玉断代与定名研究》
秦小丽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客省庄文化出土玉石器研究——以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为主》
Richard W. Hughes 理查德·休斯
（亚洲宝石学院 Asian Institute of Gemological Sciences）
《破碎的手镯 • 翡翠的曲折定名史》
《Broken Bangle • The Blunder-Besmirched History of Jade Nomenclature》
张润平（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玉器研究》
张尉 （上海博物馆）
《古代玉器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观照——以上海出土的明代玉器为例》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博物馆藏陶寺玉兽面及相关问题的探索》
左骏 （南京博物院）
《西风东渐——从山东汉墓中的一件“玉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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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丨工艺研究部
初审丨谷娴子、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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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术活动丨“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 八月场回顾暨九月场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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