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问”实录（二）｜蒋卫东：怎么阐释牟永抗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 中华玉网

最近，钱报读书会邀请了三位考古学家徐天进、蒋卫东、方向明，围绕一本书、一个人，畅所“玉“言了一下午。《中国史前玉器》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已故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著、方向明整理。

两个小时，金句太多，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读者“求实录”的呼唤。所以，我们将分集放出整理后的干货。

今天第二集，来听听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的“遗产阐释”。

蒋卫东在“玉问”钱报读书会分享

【1】

牟永抗先生写的很多关于玉器研究的文章，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原来也认真拜读过，但这次重读《中国史前玉器》这本书，感受还是非常深的。

这本书出得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有方向明老师的注释。我现在在做文化遗产，之前做过考古，也做过博物馆。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牟先生1994年写的《中国史前古玉概论》这部著作，已经是一份遗产，方向明老师给配的图和做的注释，实际上可以称为遗产的阐释和展示，从新的角度怎么来理解这份遗产，从今天的视角赋予它新的内容，既有图像，又有注释，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不是注释，而是阐释。

尤其有一些注释，甚至全文引用了牟先生的一些文章。刚才徐天进老师已经说了，书不厚，但注释部分占到大概1/5左右篇幅。配的图就更加不用说了，从线图到图片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所以这本书读起来，跟读牟先生论文集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牟永抗先生是浙江考古学科的引路人，我们这一代考古人的成长，实际上跟牟先生的指导分不开，我们或多或少都从牟先生身上学到了许多。牟先生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玉器，但是玉器研究是牟先生整个学术研究的精华所在，从中也可以看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水平。

牟先生是一位非常注重田野操作的考古学家，所以他在玉器的研究方式上，很多都采用考古学研究的方式。他做出非常大贡献的，是关于玉器加工技术方面的细致观察以及总结。地层学也好，类型学也好，他通过玉器上遗留的一些细微之处的痕迹，得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判断——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史前玉器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包括我，在关于玉器加工工艺方面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引用牟先生的观点，沿着牟先生的思路，在牟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再展开新的探讨。

牟先生研究玉器，还有个跟他之前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原来研究玉器，比如分类，侧重于功能，一般分成礼器、日用器、装饰品、工具等等。而牟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首先分成单体件与复合件，复合件又分为组装件、穿缀件和镶嵌件。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分类方法，避免了“以我为主”的一种主观式的分类，而是把玉器的分类放到考古学一个科学客观的分类基础之上，然后再去分析它，认知它，得出来的结论自然就非常不一样。

我们经常说，考古学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牟先生找的东西常跟别人不同。比如他动手动脚找墓坑。1986年，我在北大读本科，老师给我们讲新石器时代考古，知识点还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墓葬都是平地掩埋的，没有墓坑。但是不久之后，不仅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墓葬，甚至近万年的上山文化墓葬，都找到了墓坑，找墓坑的首次突破，就是牟先生主持之下，在海宁千金角和徐步桥良渚文化墓葬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实现的。

【2】

牟先生研究玉器还有另一个特点，就像徐天进老师所说，牟先生是考古学家里的非常难得的思想家，这是我很佩服牟先生的地方，也可能是我后来被牟先生“抛弃”的原因。

我印象很深，2003年第二届“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为了准备会议，牟先生给省考古所的一些年轻人布置了任务和思考的方向。方向明写玉琮，芮国耀写玉璜，刘斌写玉钺，牟先生也找了我。我说我文章已经写好了，题目叫《神圣与世俗》，这也是后来我撰写的《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这本书的一个提纲。为什么写“世俗”这样的内容？这可能跟个人的经历有关，我发掘了两个考古工地，一个是1999年海盐周家浜，在周家浜30号墓这座女性墓葬的墓主人头部位置，发现了过去我们定名为“冠状器”的玉器，镶嵌在一件象牙梳子上，所以我把这类玉器更名为“玉梳背”。不管梳子上面的这个玉器有多大的神圣性，它装饰在日用的梳子上的功能是确定无疑的。

海盐周家浜30号墓出土的玉梳背

【记者补白】

反山发现的玉器里，有许多器型是以往良渚考古发掘或传世古玉里没见过的。比如冠状器，在反山发掘以前，人们叫它“佩”，因为有孔，推测可能挂在身上当佩饰。反山、瑶山发掘时，考古学家发现，这类玉器原来都出土在墓主人的头部附近，并不是身体配饰，下面也不是穿孔的，而是卯销的，可能为“涂朱嵌玉的木质神像”的组合件，“应为镶嵌于某物顶部的饰物”。于是，它有了一个新名字:冠状器。1999年，海盐周家浜M30出土的冠状器，刚好镶嵌在象牙梳上，有了实证，这才搞清楚它的实际用途，是梳子上便于把握的柄，下侧安装有机质的梳子，需要通过梳、簪等方式插在良渚人的头上。发掘者蒋卫东重新定名为功能性的“玉梳背”。

2001年，我又领队发掘了桐乡新地里遗址，137号墓也是个女性墓葬，玉琮出土时，就套戴在墓主人的左手腕骨上，说明作为手镯在使用（记者注：良渚文化早中晚期，都见有内圆外方柱体造型的单节玉琮和多节矮琮，套戴在墓主手腕上，或出土在墓主手腕部位，由此可知，玉琮像镯一样套戴在手腕上的传统用途，一千年里贯穿良渚文化始终）。

桐乡新地里137号墓玉琮出土情况

良渚玉琮甚至还有截割的现象，从器形到纹饰，都不完整。所以，对于玉器的“神圣性”我是认可的，但是不是神乎其神到那种“上了天”的程度，不跟世俗社会生活发生关联了，我是持保留态度的。

特意截割过的玉琮。1,福泉山四十号墓出土的2件截割玉琮(M40:26和M40:110) 2,横山二号墓出土的2件裁割玉琮（M2：14和M2：21） 3，普安桥十一号墓出土的截割玉琮 4，反山二十一号墓出土的截割玉琮及其上下射口部分的截割痕迹。图片来自《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九）》

牟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后非常生气，找我谈过。牟先生的研究，在对器物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于古代社会精神文化的思考，以一系列玉礼器的出现为代表，成为进入到文明时代的重要象征。

【3】

牟先生的思想境界很高，比如提到：“玉的神话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出现了一套以事神为功能的专用玉器，如琮、璧、冠状器、兽形玦和勾云形佩等等”“以神的名义建立起自己的世俗统治”等等。但牟先生有些判断，我不一定是赞成的，我觉得神圣性这种东西，可能是良渚时期的统治阶层在统治过程中加以利用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充分利用意识形态来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管理，而意识形态不一定是他们获取权力的一种最主要乃至唯一的途径。虽然我和牟先生的观点有点不太一致的地方，但这丝毫不影响牟先生作为前辈学者在学术上的地位。中国考古学界常讲一句话，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走出苏秉琦时代。如果我们讲浙江考古，方向明老师您听了别生气，浙江考古还没有走出牟永抗时代。方向明老师还得努力。

所以牟先生留下来的这本书，确实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重新琢磨、重新思考，就像刚才徐天进老师说的，有些东西我们与牟先生未必完全一致。比如“玉器时代”这个概念，我也不完全赞同。

不完全赞同的意思是，我决不否认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发挥的非常重要和突出的作用。但原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类，是观照兼顾全世界来分的，现在我们中国提“玉器时代”，介于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玉器时代”确实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中国特色，但问题是中国有“玉器时代”之后，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河流域跟我们“玉器时代”同时期的时代，应该叫个什么时代？是否还是石器时代？我们恐怕不能只考虑自己，我们叫玉器时代，而不给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也取一个恰当的“某某时代”，给人的感觉是我们中华早期文明不仅独立于世界文明文化之林，似乎还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文明。众所周知，这不是一个世界早期文明的客观反映。我不反对提“玉器时代”，只是觉得我们中国如果要提“玉器时代”，就得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精神，得兼顾世界其他早期文明。

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有不同的启示，这就是牟先生这本书的价值。

方向明老师刚才讲到，他想过把我们今天读书会的题目定为“夫玉，亦神物也”，我个人觉得，“夫玉，亦神物也”这个观念的出现，在文献上已经比较晚了。从文献上来看，我们中国对于玉与玉器的最早解释，比如第一部辞书《尔雅》提到玉，说：“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解释玉，说：“玉，石之美,有五德”。可见，美，在玉的内涵里都放在第一位。但是《越绝书》说“夫玉，亦神物也”。孔子又说君子“比德于玉”。明清以后，大家佩玉，最主要是取吉祥的含义。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层累造成的，我觉得我们对于玉器的观念、中国的玉文化也是经过层层的加持，层累地造成的。

从审美的加持、情感的加持，然后到信仰的加持，因为有信仰，就要有形象，于是有了艺术的加持，然后又是礼仪的加持、哲学的加持、道德的加持、文学的加持、价值观的加持、社会风俗的加持，一步一步的加持，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于玉的认知和态度。我们中国人崇尚玉、喜爱玉，是根深蒂固的，每个人佩玉的时候，我想，美是一个最根本的标准。此外，可能心里或多或少，不能说像借助玉跟上天沟通，但至少也希望佩玉能够给自己带来吉祥、福气和幸运，这是一种额外的加持。所以在读牟先生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对玉的认知到底是什么。

刚才徐天进老师讲到，牟先生反复谈良渚神徽的形象，是人形化的太阳神；还有光的崇拜、光的旋转，我觉得自己无法评价，从我个人来说，我想到的是另外的问题。比如史前玉器，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的一点，良渚也好，红山也好，甚至最早的小南山、兴隆洼这些玉器，绿色是最基本的色调。我们可能注意了玉器的光、形状，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玉器绿色温润的光怎么跟太阳崇拜结合在一起？玉器的光与太阳的崇拜之间，关联到底有多大？

还有一些问题，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不管是太阳崇拜，还是光的旋转，牟先生对史前玉器的定位，以及他对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玉器作用的认知，跟张光直先生说的“玉琮时代”，把玉琮作为巫师沟通天地事神求福，也代表了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认知相似（记者注：1986年，张光直提出“玉琮时代”，“代表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亦即《国语·楚语》所说帝颛顼令重、黎二神绝地天通的时代”，并认为玉琮时代介于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因而构成中国古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良渚申遗过程中，我们邀请剑桥大学世界考古学泰斗科林·伦福儒先生来良渚，我们给他讲良渚玉琮，基本上侧重于它的造型与功能，比如造型上，内圆外方，四个角上是神的形象，中间有个孔，是良渚巫觋沟通天地事神求福的重要法器，也是良渚文化神权的重要象征物。但是伦福儒先生在讲玉琮和玉璧时，看到的是它们的象征意义。比如看了良渚博物院的玉器后，他就说，良渚是国家文明。当时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这么判断？他解释说，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形制高度统一，纹饰高度统一，他觉得整个太湖流域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而这种文化联合体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复杂程度和等级制度。他说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不同的人面对良渚玉器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我们读不懂牟先生的那部分，没关系，我们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读。得出来的结论，我想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光的崇拜，光的旋转，还是太阳神崇拜，还是象征意义上的文化联合体的存在，我们大家都觉得那个社会已经高度复杂，已经进入到了国家文明的状态。所以，“权力和信仰”，至少是我们大家认知良渚文化玉器的一个基本认知点。那么再往上走，每个人摸的程度不一样。像打篮球，我跳的最高也只能摸到篮网，但有的人可以摸到篮筐，有的人可以扣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