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出土文物显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流。”
从镶嵌绿松石的精美铜牌饰到工艺考究的兽面纹青铜尊,从造型奇特的陶盉到意蕴独特的玉器……出土自不同的地区,文物却有着相似的长相。它们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交流密码?
即日起,川网传媒·四川发布策划推出《千年CP,我AI了》系列报道,邀请国内多位文博领域专家解读不同文物背后的文化交流故事。AI技术加持,让文物与文物隔空对话,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璀璨格局的生动演绎历程。
专家名片
王方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玉不琢,不成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君子比德于玉焉”……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史,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个标志。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里,也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制作精美的玉器。玉璧、玉戈、玉璋、玉琮、玉斧、玉凿、玉环……这些玉器不仅展现了古蜀地区对玉文化的独特理解,也反映了古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
在古蜀文明的发展中,玉器究竟有何作用?古蜀玉器如何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从玉器到玉文化,玉对中华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发,一起追根溯源“玉魂国魄”。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玉器展区
在数千年祭祀坑内埋藏、见证
“古蜀玉器占据中国玉文化版图重要位置”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观众会发现,展陈的美玉可谓形式多样、工艺精湛。从出土于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的国宝级文物“神树纹玉琮”,到金沙遗址的国之重器“十节玉琮”,再到数量庞大的玉璧、玉戈、玉璋……埋藏数千年后面世的桩桩玉器,无不向世人诉说着古蜀文明的盛大与辉煌。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很多,是全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在交流发展中,古蜀玉器一直占据着中国玉文化版图的重要位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方介绍,以玉牙璋为例,三星堆、金沙两个遗址出土的牙璋数量共超过300件,“这个数量大概是全国所有地区目前出土牙璋数量的总和。”另外,有领玉璧在四川盆地也尤为突出,仅在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璧就超过了200件。
有领玉璧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
有领玉璧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
这些玉器出自哪里,又从何而来?“这些玉器都是出土于三星堆和金沙的祭祀场所里面,包括三星堆遗址的8个祭祀坑和金沙遗址的祭祀活动区。玉器埋藏的年代,早期大概距今3500年左右,晚期的距今2800年左右。”王方解释,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可以推测大多数玉器都是在本地制作完成,材料基本是“就地取材”后加工。
数量庞大的玉器在古蜀文明发展里究竟有何作用?王方表示,所谓“以玉通神、以玉礼天”,这些等级较高、制作精美的玉器,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是一种重要的、突出的礼仪性用器,“这与中华大地其他同时期遗址出土玉器的使用功能是一致的。”
如今,在三星堆博物馆里,面对形式各样的玉器,如潮的观众们总是流连忘返,带着许多的追问和疑惑。三星堆博物馆讲解员邹春霞常常耐心答疑解惑──戈为古代战场使用的兵器,而玉戈则是一种仿兵器的礼器,尤其是三星堆出土的玉戈,表面没有任何使用的痕迹,专家推测更多是作为一种礼器使用;而玉璧,早期的作用为贵族佩戴的装饰物,代表着佩戴者的身份与地位,而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古人崇尚“天圆地方”,圆形的玉璧则成为“通天”的礼器;同样,玉琮,主要功能也是祭祀,“内圆外方,中间相通,展现出古蜀人想要与天地进行连接的愿望……”
玉戈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
在跨地区交流中吸收、创造
“玉器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
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古蜀玉器与其他文化地区出土的玉器相比,呈现出很多“相似性”,常被网友感叹为“怎么又遇见同款了”。例如,三星堆有领玉璧与江西新干出土的弦纹玉璧、三星堆神树纹玉琮和齐家坪遗址的玉琮、三星堆玉戈与盘龙城遗址的玉戈、金沙的十节玉琮与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
“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玉器的形态构成、器物类型、组合方式等等,都体现出古蜀文化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尤其是与玉文化相似的特征。”王方解释。
以器型丰富的玉牙璋为例,最早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阶段和中原地区的石峁遗址,以及河南的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里,玉牙璋是最核心的祭祀礼器,也是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这个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到了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时,玉牙璋在中原地区还能见到,到了商代就很少见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玉牙璋大量地出现在三星堆、金沙,那么说明玉牙璋可能在夏代晚期的时候,通过二里头文化的辐射和传播,流传到了四川盆地,在三星堆和金沙被发扬为核心的祭祀礼器,比如,三星堆青铜人手上就握着玉牙璋,或者服饰上缀满一排一排的玉牙璋。”
玉牙璋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
不仅如此,玉牙璋还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发,辐射到了福建、香港,以及更远的东南亚地区,如越南北部,“在这些地区,我们都发现了相同造型的玉牙璋。这样一个玉牙璋传播的路径,其实正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生动写照。”
还有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国之重器“十节玉琮”,通过器物对比,专家发现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晚期玉琮的风格非常接近,包括器物的纹饰造型风格、玉料特征,都明显不同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玉琮,“这就很有意思。这个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琮较金沙、三星堆的年份早了一千多年,但它最终‘出现’在成都平原,这明显表明长江上游与下游之间很早就有了往来。”
另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戈、玉璧等,都呈现出了与各地区文化相互融合交流的特征,“这些玉器都不是三星堆和金沙‘独有’的。它们其实都在广泛吸收来自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玉文化的因子。”
与此同时,王方也提到,“在持续吸收吸纳的过程中,古蜀玉器也在不断地创新创造,并达到一个玉器使用的高峰。”
例如,三星堆将玉戈和玉璋结合,出现了一种新的器型,叫作璋形戈或者戈形璋。另外,出土于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的国宝级文物“神树纹玉琮”,整个型制就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出土的玉琮相似,但是特别地就在于这件玉琮上,“多了两棵神树”。王方解释,“这说明三星堆人一边在吸收和继承甘青地区的玉琮文化,一边又将自身对于树的崇拜思想寄托于玉琮之中,因此二次加工创造了这样一个精美的作品。这其实也体现了古蜀先民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二十年研究里深挖、解剖
“玉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恒久的情感与精神”
玉,本是一种美丽温润的矿石。而在中国历史发展里,却逐渐延展为文化象征、情感寄托、精神纽带,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玉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仍是不可替代,承载着独特的意义。
从事文博行业四十余年的王方,研究玉器已有二十余年。玉,对于她而言,意味着什么?伊始,是一场埋头案牍的研究。王方坦言,“我们做考古的人,挖到什么就研究什么。当时三星堆、金沙挖掘出大量的玉器,我就是从这里出发。”
“我们要对玉器的器类进行总结,还要了解它的用途、组合方式、使用方式、从何处而来,以及玉材料的出处、产地,和玉器切割、刻画、打磨、抛光的方式等等。就像探案一样,从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之中,抽丝剥茧,了解玉器背后的故事。”渐渐地,王方对器物的研究深入到玉器材料、玉器加工工艺研究以及各地玉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玉器展区
在她看来,“在全世界喜欢玉器的地区之中,只有中国将玉从器物上升到精神层面。中国人对玉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在玉上寄托了特殊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玉不同的含义。”
距今9000到6000年前,东北地区饶河小南山遗址就出土了玉质装饰品。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进入了“以玉为美”的阶段,而后还有“以玉为贵”“以玉通神”“以玉比德”“以玉为瑞”的阶段。直至今日,玉仍被中国人所喜爱。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玉有五德、九德之说,是中华民族将玉和人的德行、风范相结合,赋予了玉更为特殊的情感。“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君子比德于玉焉”正是生动的见证。
“所以费孝通先生把玉器上升到了‘玉魂国魄’,这其实就代表了独属于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王方表示,“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史,这正是我们跟其他世界文明完全不同的地方。我相信,这种文化认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四川发布客户端记者 刘茜 许明智 剪辑 余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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